建安四年的春夏之交，彭城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如同投入池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超青徐兖豫，向着大汉十三州的每一个角落扩散而去。
各方势力，无论远近亲疏，都不得不对这日趋成型、意图重建秩序的中心力量，做出自己的回应。
近处，直面压力的各方反应愈发清晰。
河北袁绍： 对朝廷在幽州南部扎根的愤怒并未平息，反而随着朝廷政令的推行而加剧。
他采纳谋士沮授之策，在邺城也搞起了一套类似的“封赏”体系，大肆任命麾下文武，刻意与彭城诏令中的官职名称有所区别，摆出分庭抗礼的姿态。
同时，他加大了对乌桓首领蹋顿的笼络，赠以财帛女子，约定共击公孙瓒残部，并隐隐威胁朝廷控制的幽南区域。
袁绍的使者更是频繁出入荆州、甚至远赴江东，试图构建一个针对彭城朝廷的潜在包围网。
兖豫曹操： 继续其隐忍而危险的蛰伏。
他部分“遵从”了朝廷要求报备官员的诏令，将一些边缘郡守、杂号将军的名单送往彭城，但对核心的谋臣武将如荀彧、程昱、夏侯惇、曹仁等，则只字不提。
他加紧学习推行“屯田令”，任用任峻等人，大力恢复生产，积蓄军粮。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加强了与南阳张绣方向的秘密接触，其意图不言而喻。
郭嘉在彭城接到这些零碎且经过筛选的报备名单时，只是淡淡一笑：“曹孟德，仍在磨牙。”
荆州刘表： 陷入了更深的纠结。
朝廷的政令让他麾下许多自行任命的官员人心浮动，尤其是那些本就心向汉室的士人。
刘备的存在，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他统治合法性的不足。
在蔡瑁、蒯越的极力主张下，刘表最终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策略：
对朝廷的诏令，恭敬接收，但执行起来能拖则拖，或者阳奉阴违。
他将刘备更加严密地“保护”在襄阳城内，给予优渥待遇，却绝口不提让其前往荆南之事，同时加紧对江夏前线的增援，希望孙策知难而退，以缓解外部压力。
江东孙策： 在周瑜的辅佐下，展现了年轻霸主的灵活与强势。
他恭敬地回书朝廷，表示拥护新政，并“主动”请求朝廷对其麾下部分将领予以正式册封（皆为心腹，如周瑜、程普、黄盖等），试图将朝廷的封赏转化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另一方面，他对江夏的军事压力并未完全解除，只是转为以水军封锁、小规模袭扰为主，保存实力，同时将目光投向更南方的会稽、豫章等地，剿灭山越，巩固内部。
对于朝廷试图渗透影响力的举动，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而更远方，那些此前与彭城朝廷交集较少的州郡，也因这席卷天下的政令之风，泛起了波澜。
益州，成都。
州牧刘璋性格暗弱，接到朝廷诏令后，惶惶不可终日。
其麾下别驾张松等人，虽觉朝廷势起，或为益州出路之一，但见刘璋无主见，且东州派（随刘焉入蜀的外来士族）与本土士族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最终，益州选择了最保守的反应：
紧闭蜀道，封锁消息，对朝廷诏令不予回应，也不公然反对，试图继续偏安一隅。
然而，朝廷“兴学选士”、“唯才是举”的风声还是悄然传入，在部分不得志的年轻士子心中，埋下了种子。
凉州，武威一带。
此地军阀混战，羌汉杂处，情况复杂。
以马腾、韩遂为首的较大势力，也接到了朝廷的诏书。
马腾身为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内心仍存汉室之念，对朝廷政令颇感兴趣，但其子马超年少骁勇，更倾向于以武力称雄西凉。
韩遂则老奸巨猾，对朝廷的招揽虚与委蛇，实则首鼠两端。
凉州各方势力，大多将朝廷诏令视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外交筹码，而非必须遵守的律法，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土地与兵马。
交州，苍梧。
刺史士燮，统治交州多年，威望素着。
他距离中原最远，受战乱影响最小。
接到朝廷诏令后，士燮表现出惊人的恭顺。
他立刻上表，表示完全拥护朝廷新政，并主动将交州各级官员名单、户口图册整理报送彭城，请求朝廷予以正式任命。
此举看似忠贞不二，实则精明无比。
士燮深知交州僻远，朝廷鞭长莫及，主动归附既能保全家族利益，又能借朝廷名分巩固自身在交州的统治，可谓一举两得。
他的反应，成为了远方州郡应对朝廷权威的一个独特样本。
并州、汉中等地：
并州大部分地区被匈奴、乌桓等胡族占据，汉人势力衰微，朝廷政令难达。
汉中张鲁，以五斗米道割据，形同独立王国，对朝廷诏令置若罔闻。
面对这纷繁复杂的天下反应，彭城朝廷的核心层并未感到意外。
“政令初行，必有阻力，亦有顺势者。”
郭嘉在例行议政时分析道，“袁绍、曹操，其势已成，必不甘受制，此乃心腹之患，需以力制之，以谋间之。
刘表、孙策，骑墙观望，可拉可打，需恩威并施。
至于益州、凉州、交州，其地或远或乱，短期内难以直接掌控，然其态度，亦关乎天下大势。”
蔡琰问道：“奉孝以为，当下朝廷应对之重点何在？”
“重点仍在中原。”
郭嘉毫不犹豫，“青徐兖豫，乃天下腹心，亦是朝廷与曹、袁争锋之前沿。
唯有彻底稳固此地，朝廷方能真正号令四方。
对袁绍，需继续支持鲜于辅，令其在幽南站稳，牵制袁绍精力。对曹操……”
他目光微冷，“其隐忍越深，反击之时便越烈。
需加倍警惕，广布耳目，知其动向。
可令文远（张辽）加强兖州边境巡防，子龙（赵云）所部则加紧休整，以备不时之需。”
“至于远方州郡，”
郭嘉继续道，“可区别对待。对益州刘璋，可多次遣使，示以恩宠，使其内部生变；
对凉州诸将，可许以官爵，令其互相牵制；对交州士燮，则大加褒奖，树为典范，使天下远人知归附之利。”
朝廷的应对策略随之调整。
更多的使者持着加盖玉玺的诏书，奔赴各方。
针对不同对象，诏书的内容和语气也截然不同，或严厉，或温和，或充满诱惑。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旨在分化、拉拢、震慑，尽可能地将朝廷的意志，渗透到每一寸尚不臣服的土地。
然而，所有人都明白，最终决定这政令能否真正通行天下的，并非一纸诏书，而是实力与利益的角逐。
袁绍的傲慢，曹操的隐忍，孙策的锐气，刘表的犹豫，刘璋的怯懦，马腾韩遂的摇摆……各方势力都在自己的棋盘中落子。
彭城朝廷试图以政令编织一张笼罩天下的大网，但这张网能网住多少桀骜的蛟龙，又会被多少利爪撕破？
建安四年的风云，在看似有序的政令推行下，正悄然汇聚着足以颠覆一切的力量。
下一次的碰撞，或许将不再局限于边境的摩擦与朝堂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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