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腊月，东北黑土地上积了尺把厚的雪。老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杨家屯的杨老栓走了，正好赶在腊八前一天。
杨老栓是矿上的老工人，下了一辈子的井，最后让矽肺病给带走了。按老规矩，人走了要停灵七天，这第七天晚上，就是“头七”，传说逝者的魂儿会回来看最后一眼。
大儿子杨建国是屯里小学的老师，读过不少书，本不信这些。但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娘临终前又再三叮嘱，他不得不张罗。
“撒灰的事儿，别忘了。”杨建国媳妇王秀兰一边摆放祭品，一边提醒丈夫。
杨建国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他本想说什么“破除迷信”之类的话，但看着屋里老父亲那张遗像，话又咽了回去。
“知道了。”他应了一声，拿来铁锹，从灶膛里掏出一簸箕灰。
天擦黑时，一家子聚齐了。除了杨建国夫妇，还有二弟杨建军一家。杨建军在矿上接了他爹的班，性子倔，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三杨萍嫁到了邻屯，也赶了回来。最小的老四杨建设在省城读大学，是家里唯一的“知识分子”。
灰细细地撒在门口和堂屋地上，薄薄的一层。老四看着，嘴角撇了撇。
“大哥，这都是封建迷信，咱爹都走了，还整这些干啥？”
杨建国还没开口，杨建军先瞪起了眼：“你小子念两天书就不知道姓啥了？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规矩？爹生前咳嗽得睡不着觉时，你们谁管过？”老四冷不丁冒出一句。
屋里一下子静了，只有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这话戳到了每个人的痛处。杨老栓生前最后一年，病得厉害，几个子女却因各种原因照顾不周。老大忙着学校的事，老二在矿上加班，老三顾着自己的小家，老四远在省城。老爷子多是和老伴相依为命，可老伴一年前也走了。
“老四，你少说两句。”大姐杨萍拉了拉弟弟的衣袖。
夜幕彻底落下，屯里的灯火一盏盏熄灭，只有杨老栓家的灯还亮着。
按照习俗，头七夜家属不能睡觉，要守一夜。但也不能直接面对可能的“回魂”，所以午夜前都得躲到里屋去，外面堂屋留给“魂儿”。
晚上十点多，一家子简单吃了点东西，气氛沉闷。老四拿起本书看，老二不停抽烟，大姐则默默流泪。
“爹这辈子不容易。”杨建国打破沉默，“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为了省口粮给咱们，自己吃树皮，落下了胃病。下井三十年，年年先进，就为供咱们四个上学。”
老四抬起头，眼睛有些发红：“我知道爹不容易，可人死如灯灭，整这些有什么意义？”
“你懂个屁！”老二掐灭烟头，“爹走那天，矿上领导来说，爹的右手缺的那三根手指头，是六八年井塌时为了救工友被砸掉的。这样的汉子，魂儿能不回来看看吗？”
十一点半，王秀兰把祭品摆好——一碟饺子，一盅白酒，还有他生前最爱抽的“大生产”牌香烟。
“爹生前坐的那把椅子，我擦干净了。”她说。
杨建国点点头，最后扫了一眼撒了灰的地面，干净平整，没有任何痕迹。
“咱们进里屋吧。”
里屋的灯关了，堂屋的灯还亮着。一家子挤在里屋的炕上，屏息凝听。外面的风呼呼地刮着，偶尔有雪压断树枝的咔嚓声。
老四最初还不以为然，但随着午夜临近，他也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墙上老挂钟“铛铛”敲了十二下。回魂时辰到了。
起初，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风雪声。慢慢地，老四觉得眼皮越来越重，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声响惊醒。
像是脚步声，又不太像。
里屋的人都屏住呼吸，互相握紧了手。杨建国悄悄挪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
这一看，他浑身一颤。
“怎么了，大哥？”老二小声问。
杨建国脸色煞白，说不出话，只是指了指门缝。
老二也凑过去看，随即倒吸一口冷气。
堂屋撒了灰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串脚印。
那不是人的脚印，形状怪异，三步一个停顿，像是某种动物在用后脚跳着走。脚印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杨老栓生前常坐的那把藤椅前。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藤椅旁的桌子上，原本斟满的酒杯现在只剩半杯，烟灰缸里多了几个烟头，像是有人刚抽过烟。
老四不信邪，也凑到门缝前。看到这一切，他的腿也软了。
“是爹，爹回来了。”大姐杨萍哽咽着说。
按老规矩，他们不能出去，只能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堂屋里再没有其他声响。但里屋的人都能感觉到，外面有什么东西存在着。
老四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爹背着他走十里雪路去镇上医院的事。他伏在爹宽厚的背上，听着爹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爹...”老四不自觉地轻唤一声。
就在这时，堂屋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叹息。
那叹息声苍老、疲惫，每个人都听得真真切切——正是杨老栓生前常有的那种叹息。
老二再也忍不住，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
“爹！是你吗爹？”
堂屋里空无一人，只有那串诡异的脚印和少了半杯的酒。
一家人面面相觑，既恐惧又悲伤。他们按照老人的嘱咐，等到鸡叫三遍后才敢仔细查看。
灰烬上的脚印确实不像人类的，前宽后窄，中间还有奇怪的纹路。祭品被动过，酒少了，烟抽了。
“这是‘煞’。”第二天一早，村里最年长的赵老爷子来查看后说，“横死或心有执念的人，魂儿回来时会借着动物的形。看这脚印，像是黄皮子的。”
“黄皮子？”杨建国疑惑道。
“你爹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啊。”赵老爷子摇摇头，“你们仔细想想，他临走前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一家人陷入了沉思。老四忽然想起什么，跑进里屋，从行李中翻出一封信。
“爹上月给我写信，说想看看我的毕业证。他说咱家几代矿工，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老四声音哽咽，“我说六月才毕业，到时候一定拿回来给他看。他笑了笑，说‘怕等不到那天喽’...”
众人沉默。原来老爷子最放不下的，是老四的学业。
“还有，”大姐插话，“爹生前常说，想看看海。他一辈子没离开过东北，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看山海关外的海是什么样的。”
杨建国想起，矿上去年组织劳模去北戴河疗养，爹因为病重推辞了。当时爹眼里分明有遗憾。
“我答应开春带他去大连看看...”老二捶着自己的头，“后来工作一忙，就忘了这茬。”
一家人的愧疚之情涌上心头。原来老爷子有这么多未了的心愿。
按照赵老爷子的指点，他们烧了些纸钱，并承诺会完成老人的遗愿。
老四对着空椅子发誓：“爹，我一定好好毕业，把毕业证‘烧’给您看。”
大姐也哭着说：“爹，开春我们就去大连，带一瓶海水回来洒在您坟前。”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杨老栓家再没出现过什么异象。只是每年清明，总有人发现老爷子坟前有些零散的动物脚印，还有半杯酒，几个烟头。
老四毕业后，真的把毕业证复印了一份，在老爷子坟前烧了。第二年春天，兄妹几个真去了大连，带回了海水和贝壳。
村里人都说，杨老栓的魂儿终于安息了。
只有杨建国知道，那天头七晚上，他在门缝里看到的不仅仅是脚印。在影子掠过的那一刻，他分明看到了父亲熟悉的身影，坐在那把藤椅上，微笑着举杯，然后一点点消散在晨光中。
多年后，老四成了省城大学的教授，每年回屯里扫墓，总会带上一瓶好酒，斟满一杯放在爹的坟前。
“爹，喝点酒吧，今年我又带了好学生...”他点上烟，慢慢说着这一年的家常。
风吹过坟头的草，轻轻摇曳，像是有人在点头。
老四知道，爹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我们爱的人，总会以某种方式，回来看我们一眼。不管是以生前的模样，还是以灰烬上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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