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七月初，西南叛乱的烽火已呈燎原之势。
贵州贵阳被围，四川重庆告急，云南东部动荡不安。
然而，无论是北京的朝廷还是叛军首领安邦彦，都将目光投向了云南府（昆明）——那座象征着大明帝国在西南边陲至高无上统治权威的黔国公府（俗称沐王府）。
沐氏家族，自明初沐英始，世代镇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
黔国公（俗称沐国公）不仅是世袭罔替的最高爵位，更是手握重兵的镇守总兵官，是明朝在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象征和军事支柱。
当代黔国公沐启元（或根据时间线调整为合适的继承者），尽管可能才能平庸，但其府邸——沐王府，本身就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森严，库存着大量的兵甲粮饷。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周边土司的一种强大威慑。
叛军首领安邦彦深知，若不拔除沐王府这个明朝在云南的“定海神针”，他在贵州的胜利就不稳固，甚至可能陷入明军从云南发起的反扑。
因此，他制定了一个极其大胆且残忍的计划：突袭云南府，夷平沐王府，彻底摧毁明朝在西南的统治中心，从而震慑所有仍在观望的土司，并试图一举夺取云南的财富和军械来壮大自己。
安邦彦没有选择强攻防守严密的云南府城。他采取了一个更为阴险和高效的策略：
安邦彦利用多年经营的关系网，重金收买了沐王府内部的一些不得志的彝族、白族军官以及对沐家统治不满的当地豪强。
这些内应熟知沐王府的布防、换岗时间和内部通道。
安邦彦派遣其麾下最精锐的一支山地彝兵，人数约三千，由他的心腹将领安武功（或其族中猛将）率领。
这支军队不走官道，而是沿着险峻的山间密林小道，昼伏夜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长途奔袭，绕过明军的所有哨卡，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了云南府。
七月初十，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在内应的接应下，叛军精锐悄然打开云南府的一处侧门，如潮水般涌入城中。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沐王府。
战斗在沐王府内外爆发，但过程出乎意料的短暂和惨烈。
由于内应的出卖，叛军对沐王府的防御体系了如指掌。
他们直接攻击要害，如武库、马厩和主院。府中守卫虽然拼死抵抗，但在内外夹击下迅速崩溃。
叛军怀着积压已久的仇恨和对财富的贪婪，展开了无差别的屠杀。
黔国公沐启元（在府中的主要家族成员）及其家眷、属官数百口，几乎全部罹难。
府中积累了两百多年的珍宝、典籍、档案被洗劫一空。
在劫掠之后，为了达到最大的震慑效果，叛军四处纵火。
木结构的殿宇楼台在熊熊烈火中相继倒塌，石质的基座也被破坏。
这座历经十余代、象征着大明王朝在西南无边权威的宏伟府邸，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夷平”，化为一片冒着青烟的废墟。
“沐国公府被夷平”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遍西南，乃至飞报北京，其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
沐王府的覆灭，意味着明朝在西南统治的法统象征和权力中心被暴力摧毁。
给所有仍在抵抗的明军和忠于朝廷的土司的心理打击是致命的，仿佛“天塌了”。
沐国公是云南的军政核心。他的死亡和府邸的毁灭，导致云南的指挥系统瞬间瘫痪，各地明军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
叛乱迅速向云南腹地蔓延。
安邦彦的声望达到顶点。更多观望的土司和部落纷纷倒向叛军，认为大明气数已尽。
叛军获得了沐王府库藏的大量武器粮饷，实力大增。
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骇然。
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如此地位显赫的勋臣家族在镇守地被整体屠灭。
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叛乱的范畴，是对朱明皇室和整个帝国统治秩序的最赤裸裸的挑战和羞辱。
崇祯皇帝闻报，据说当场砸碎了御案上的砚台，怒吼之声震动了整个乾清宫。
“沐国公府被夷平”事件，是西南叛乱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它不再是边境冲突，而是演变成一场旨在彻底推翻明朝在西南统治的全面战争。
这一事件，将崇祯皇帝和他的帝国逼入了墙角，除了以最强的武力进行最彻底的镇压，已无任何回旋余地。
它也迫使崇祯必须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新式力量（如李由的鲁军、孙传庭的秦军、御马监的武卫营），并采取更坚决、更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来应对。
西南的局势，因沐王府的陷落，而进入了最黑暗、最血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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