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的海风，似乎也沾染上了北疆的锐气，变得更加清冽。文贵站在观海亭中，手中拿着的已不再是则例草案，而是经过数次修订、即将正式颁布的 《月港市舶司税政新编》 。
这本更详尽的册子，不仅固化了之前的规则，更引入了一套王良依据“天竺数字”和新式图表精心设计的、远超前代的税收核算与审计流程。
“自下月起，所有船钞、货税，皆按此新法核算。”文贵对肃立面前的属官们说道，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旧有模糊之处，一概革除。每一文税银，从入港申报到最终入库，需经过三级核验，数据同步录入三本账册，分存于市舶司、即将成立的‘审计房’以及直送京师户部的副本。账目公开，随时备查。”
这套流程，如同给市舶司的税收体系套上了一个透明的、结构严谨的笼子，极大压缩了贪墨和“浮收”的空间。
属官们面面相觑，有人面露难色，这无疑给他们过去的“惯例”收入判了死刑；但也有人眼中放光，看到了一个更加清明、高效的未来。
新规的推行，果然遇到了无形的阻力。几家与本地官场关系最深的大商行，不约而同地开始“哭穷”，递交的货值申报远低于市价，试图试探新规的底线。
甚至有人暗中串联，试图以“暂缓进货”相要挟。
对此，文贵的回应简单而直接。他命王良的团队，依据近三个月港口交易记录和江南、广州等地的市价，整理出了一份详尽的 《大宗货物指导价目表》 ，公开发布。
“凡申报货值低于指导价九成者，需提供确凿来源凭证及成本说明，由审计房另行核定。
若无合理解释，则按指导价计税，并处以罚金。”文贵在发布告示时，特意加上了这一条。
这一下，打在了那些试图弄虚作假者的七寸上。提供假凭证风险巨大，按指导价计税则利润大减。
一时间，码头上的抱怨声和算计声此起彼伏。
就在这僵持时刻，顾云卿那边再次送来关键情报。
他通过内线，截获了福州方面给月港某些胥吏的新指令：让他们煽动几个被新规触动利益的中小商贩，以“新规苛酷、逼死良商”为由，到市舶司衙门前“请愿”，制造民怨沸腾的假象。
“他们还是这套，上不得台面。”文贵冷笑，对顾云卿吩咐，“将计就计，你的人混进去，掌握核心人员名单和证据。待他们聚集之时，便是收网之机！”
与此同时，月港的规则与效率，也开始产生意想不到的吸引力。那艘曾助战的葡萄牙商船“圣卡特琳娜号”再次满载货物抵达。
船长席尔瓦在办理入港手续时，惊讶地发现，所有的流程都清晰、快捷，吏员态度专业，再无以往的推诿和暗示。
尤其是当他拿到那份设计精美、汉葡双语、盖有市舶司大印的完税凭证时，更是啧啧称奇。
“总督阁下，”席尔瓦这次见到文贵时，态度恭敬了许多，“月港的秩序，令人惊叹。我返回满剌加后，定会向同行们宣扬此地的公平与高效。”
他顿了顿，试探着问道，“关于之前提及的火炮贸易……不知总督阁下是否还有兴趣？我国有一种更轻便的‘鹰炮’（Falconet），或许更适合装备贵方的巡海船只。”
规则的建立，不仅带来了内部的秩序，也开始赢得外部的尊重，甚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贸易”机会。
文贵心中微动，面上却不动声色：“此事关乎军械，需禀明朝廷，依律办理。不过，贵方的诚意，本部堂会如实上奏。”
而在遥远的北疆，孙铁柱的“锐士哨”已俨然成为宣府镇的“明星”。杨一清雷厉风行，很快从各营抽调精锐，组建起了“试锋营”的骨架，由孙铁柱暂代管带，负责初期操演。
张秀才则被杨一清留在身边，参与军务筹划，其依据数据和分析提出的几条关于烽燧布置和哨探轮换的建议，让老总督大为赞赏。
新旧两种力量，在边关开始了碰撞与融合。一些边军老将对“迅雷铳”爱不释手，却对那些内务条例和定时操练叫苦不迭；而孙铁柱则虚心向边军请教识别马粪、判断敌踪的战场经验。
一种不同于以往、更具活力和潜力的新气象，正在这支五百人的试点部队中孕育。
《京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来自南北两端的变革气息，连续刊发文章，将月港的透明税政与北疆的“试锋营”并称为“新政双璧”，论述其对于“富国”与“强兵”的深远意义。
朝堂之上，随着月港税银的持续稳定输入和北疆试点初见成效，户部尚书韩文的腰杆似乎也硬了不少。
在又一次关于某项支出的争论中，他竟也学着杨廷和的样子，搬出了数据对比，虽略显生涩，却也让刘瑾一系的官员一时语塞。
皇帝梁正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并未过多干预，只是偶尔在奏疏上留下“知道了”、“依议”等简短的朱批。
但他心中清楚，由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帝国看似板结的土壤下，顽强地生根、发芽，并开始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模样。
新尺已然落下，丈量着税收，丈量着军功，更在丈量着一个古老帝国迈向新生的脚步。
这脚步虽缓，却异常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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