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众叛亲离
省人民医院深夜急性腹痛患者险死还生的事件，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一块巨石，在院内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天刚蒙蒙亮，医院高层便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迅速成立了由医务处牵头，联合药学部、纪检办、临床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旨在尽快查明真相，给患者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同时也为了平息院内因此事引发的震荡和不安情绪。
晨光熹微中，陈墨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医生值班室里。一夜未眠，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清明，如同被冰水淬炼过的寒铁。停职的通知已经正式下达，他的工牌被暂时收回，白大褂孤零零地挂在角落的衣架上，象征着一种被剥离的归属感。他没有回家，也无法入睡。患者的安危、孙小军的陷害、那被隐藏的真相，如同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上午九点，调查组的第一次正式问询，在医院行政楼一间气氛严肃的小会议室里进行。调查组由医务处副处长赵启明担任组长，他是一位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中年干部。参与问询的，除了陈墨和作为重要“目击证人”的孙小军，还有护士小林，以及被要求在场的科室主任刘振华。
会议室的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滴出水来。赵处长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着厚厚的病历复印件和初步事件报告。他的目光首先落在陈墨身上，带着公事公办的审视。
“陈墨医生，请你再次详细陈述一下昨晚值班，从接收患者张某，到其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之间的全部过程，尤其是你的诊断依据、用药决策、以及医嘱核对和执行环节。”赵处长的声音平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陈墨深吸一口气，将昨晚的经历，再次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条理清晰地复述了一遍。他重点强调了三点：第一，患者“气滞血瘀”的诊断有着明确的舌、脉、症支持；第二，孙小军曾送来一瓶有异样的药液，被他以“剂量需调整”为由废弃，并严格按医疗废物流程处理；第三，他核对了药房送来的正式医嘱执行单后，患者才服用了那碗“正常”的汤药。
当他说到第二点时，孙小军的眉头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但脸上依旧维持着沉痛和专注的表情。
陈墨陈述完毕，赵处长不置可否，目光转向孙小军：“孙小军医生，请你说说你了解的情况。特别是关于陈墨医生提到的，你中途送回药液以及后续观察到的用药环节。”
孙小军像是早已准备好了说辞，他坐直身体，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后怕、责任与“不得不言”的纠结。
“赵处长，各位领导，”他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沉重，“昨晚的事情，我至今心有余悸。首先，我要承认我的错误，我不该因家事擅离岗位，这给了陈墨医生巨大的压力，也可能间接导致了后续……唉。”他先以退为进，承认无关紧要的错误，博取同情。
“关于那瓶药，”他继续说道，语气“坦诚”，“我当时确实想着缓解患者痛苦，从药房帮忙带了药过来。但陈墨医生拿到后，似乎非常匆忙和焦虑，他看了一眼，就说剂量不对，要废弃。我当时还很困惑，因为药房说是按方煎制的。但现在想来，可能陈医生当时压力太大，对剂量产生了疑虑，谨慎起见也是对的。”他轻描淡写地将陈墨识破他第一道陷阱的举动，解释为“压力下的疑虑”，巧妙化解了自己那瓶药可能带来的质疑。
然后，他的语气变得更为“郑重”和“痛心”：“而关于最关键的患者服药前的那一刻……这是我内心挣扎了很久，但出于对医疗安全的绝对责任，我必须如实向组织汇报的情况。”
他目光“恳切”地看向调查组众人：“我回来交接班，正好走到处置室门口时，透过门缝，看到陈墨医生正拿着药杯和那张执行单。患者当时呻吟得非常厉害，陈医生看起来……非常急切。我清晰地看到，他拿着执行单，只是非常快速地扫了一眼——真的，就是一眼，可能连三秒钟都不到——然后就似乎确认无误，准备给患者喂药了。根本没有进行我们应该严格执行的‘三查七对’中的反复核对！”
他言之凿凿，甚至辅以了手势来强调那“一眼”的短暂，语气中充满了“痛心疾首”：“我知道，陈医生是想尽快解除患者的痛苦，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规章制度就是铁律啊！尤其是在使用自己开具的、未经西药房那种多重审核的中药方剂时，更应该慎之又慎！任何匆忙和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我……我真的很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刻进去提醒他一句……”他说着，甚至懊悔地低下了头。
这番表演，堪称精湛。他不仅坐实了陈墨“未严格核对”的指控，还将动机归结于“急切缓解痛苦”，显得自己的指控并非恶意，而是出于公心和对制度的维护，甚至还带上了“后悔”的情绪，塑造了一个有责任心、敢于揭发问题的“正直”同事形象。
“你胡说！”护士小林激动地站了起来，脸色涨红，“陈医生明明很仔细地核对了！他看了很久，还跟我确认了患者信息！孙医生你当时根本没在门口站多久！”
孙小军抬起头，看向小林，脸上露出一种“宽容”而又“无奈”的表情：“林护士，我理解你想维护同事的心情。但当时情况混乱，你的注意力可能主要在患者身上。而我站的那个角度，刚好能看到陈医生手部的动作和那份执行单。我以我的职业道德担保，我所说的，是我亲眼所见。”他再次用“担保”和“亲眼所见”来强化自己证词的可信度，同时暗示小林的话可能因“维护”和“角度”问题而不够准确。
刘振华主任坐在一旁，脸色阴沉，没有插话。他内心矛盾，从情感上，他不愿相信陈墨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但从孙小军提供的“证据”和说辞来看，似乎又逻辑自洽。
赵处长记录着，然后看向陈墨：“陈墨医生，对于孙小军医生的证词，你有什么需要解释或反驳的吗？”
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陈墨身上。他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一位“亲眼所见”的同事的指控，而他自己，却拿不出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自己进行了仔细核对。那份他签了字的执行单，如今成了指向他的利剑。
陈墨缓缓抬起头，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孙小军，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有一种深沉的、仿佛看透一切的冷静。他知道，此刻任何情绪化的反驳，在孙小军精心编织的“事实”面前，都只会显得苍白无力。
他看向赵处长，声音沉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赵处长，我坚持我之前的陈述。我履行了核对程序。关于孙医生所言，我只有两点回应：第一，眼见不一定为实，尤其是在特定的角度和短暂的一瞥下，很容易产生误解。第二，我认为，调查的关键，不应局限于我和孙医生各执一词的‘罗生门’，而应聚焦于那些无法篡改的客观证据。”
他再次强调：“我坚持申请对封存的药液残留、药渣进行严格的成分分析，与原始处方进行比对。我坚持申请调阅药房及相关区域的监控录像，核查时间线与人员流动。我坚持申请对医院信息系统后台日志进行深度恢复，查验有无异常操作记录。”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道：“如果，最终的检测结果证明药渣成分与我处方完全一致，所有监控和日志都显示流程正常，那么，我愿意承担因我医术不精导致不良反应的全部责任。但在此之前，我无法接受‘未核对操作’这项指控。”
他的回应，再次避开了与孙小军的正面纠缠，将问题的核心拉回到了证据层面。这种冷静和理性，让赵处长不禁多看了他两眼。
孙小军的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但他迅速掩饰了过去，反而附和道：“陈医生说得对，相信科学检测，相信客观证据。我们都应该尊重调查结果。”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暗自冷笑，他对自己的手段有信心，那些证据，早已被他处理得天衣无缝。
问询在一种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汹涌的气氛中暂时结束。陈墨知道，调查组的初步印象，很可能已经倾向于孙小军的那套说辞。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信任崩塌，证据对自己不利，身边似乎只剩下小林等极少数人还保持着怀疑。
他走出行政楼，清晨的阳光有些刺眼，他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一种“众叛亲离”的孤寂感，如同冰冷的藤蔓，悄然缠绕上他的心脏。但他用力地呼吸着，将那丝脆弱强行压下。
证据……他必须找到证据的突破口。他的目光，投向了药学部的方向。那里封存的药渣，是他此刻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他必须想办法，让检测朝着能够揭示真相的方向进行。这场一个人的战争，他必须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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