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岁末，京城西郊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刮过光秃秃的国槐枝桠，在青灰色砖墙上撞出呜咽的声响。这片没有挂牌的院落藏在松柏深处，朱红的大门漆皮有些剥落，门环上的铜绿爬了半圈，却透着一股不容靠近的肃穆——这里没有维多利亚港的咸湿海风，没有金融街的铜臭气息，只有被岁月与权力沉淀下来的凛冽，像极了北方冬日的晴空，干净、厚重，又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一辆黑色红旗轿车无声地滑入庭院，轮胎碾过结着薄冰的石板路，没有留下丝毫杂音。车门缓缓打开，陈峰走了下来。他今天没穿惯常的黑色衬衫，而是换了一件深灰色中山装，衣料是最挺括的纯棉，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衬得他肩背愈发挺拔。那张常年出现在财经杂志封面、被无数分析师拆解“资本野心”的脸，此刻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
跟在他身后的张敏，手里没有拿任何文件——没有千亿级别的报表，没有跨国并购的合同，甚至连手机都留在了车上。她那双习惯了在数据海洋里审视利弊的眼睛，第一次出现了近乎敬畏的收敛，目光落在院落的青砖上，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院门口，一个穿着军绿色呢子大衣的老人正站在那里。大衣的领口立着，袖口磨出了细微的毛边，却洗得干干净净。他的脸上布满了地图般的皱纹，每一道都刻着时代的痕迹，可眼神却像鹰隼一样，锐利中带着温和，扫过陈峰时，像在看一个值得托付的后辈。老人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颔首，对陈峰做了个“请进”的手势，掌心的纹路深如沟壑。
穿过幽深的回廊，廊下的红灯笼还没挂起，只有几串风干的玉米和辣椒，透着烟火气。尽头是一间陈设极其简单的会客厅，地面铺着浅灰色的水磨石，墙面是最朴素的白，没有任何字画装点，只有一幅巨大的华夏地图占据了整面墙——地图上用红笔圈着几处标记，正是陈峰投资建设的芯片基地、航天实验室和新能源产业园。
老人走到墙角的紫檀木柜前，打开柜门，取出一个暗红色的木盒。木盒上没有锁，只有一道简单的铜扣，打开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里面铺着黑色丝绒，静静躺着一枚勋章——不是黄金打造的耀眼款式，而是沉郁的青铜色，表面没有繁复的花纹，造型简单到朴素：一颗五角星的棱角分明，中心嵌套着一个精密的齿轮，齿轮的齿牙与五角星的边角严丝合缝，像工业与信仰的完美咬合。
老人拿起勋章，亲自走到陈峰面前。他的动作很慢，手指捏着勋章的绶带，将那枚并不起眼的金属别在了陈峰中山装的左胸口。勋章很小，重量却远超想象，冰凉的青铜贴着衬衫，透过布料传到皮肤上，竟像压着一座山脉的重量。
“国家特殊贡献勋章。”老人的声音不高，却像洪钟一样在空旷的会客厅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他伸出那只手——那只曾经在无数决定国家命运的文件上签过字、在建国初期的建设图纸上画过线的手，此刻布满了老年斑，指关节有些变形，却依旧干燥而有力，像这片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的土地本身。
老人紧紧握住陈峰的手，力道大得让陈峰指尖发麻：“谢谢你，为祖国做的一切。”没有长篇大论的赞扬，没有对功绩的罗列，只有这一句简单的话，却比任何财富榜上的排名、任何商业杂志的吹捧都更加沉重。
陈峰低头，看着胸前那枚朴素的青铜勋章。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穿过窗棂的格子，在勋章表面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青铜的纹路里仿佛有光在流动。他的脑海里没有闪过瑞士银行那八百七十亿美金的账户余额，没有闪过《福布斯》封面那鲜红的“亚洲新首富”标题，甚至没有闪过峰锐环球在全球布局的商业版图。
闪过的，是莫斯科寒夜里，那些被他包机接回中国的科学家——他们裹着厚重的大衣，手里紧紧攥着科研资料，眼里满是对故土的期盼；是芯片基地的无尘车间里，刘总工看着100%良品率的屏幕，泪流满面的模样，皱纹里都浸着激动；是峰岛实验室里，日夜不熄的灯火，年轻的科研人员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画满公式的草稿纸；是新能源电站建成时，戈壁滩上牧民们围着光伏板欢呼，黝黑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
他终于笑了。那笑容发自肺腑，像冰封了一冬的河面终于裂开，露出下面奔腾的春水，眼里也泛起了细微的水光。他抬起头，迎着老人深邃如海的目光，声音平静却坚定，像一声对整个资本世界的宣告，更像一句对这片土地的承诺：
“这枚勋章，比任何财富榜都值钱。”
老人看着他，眼里露出欣慰的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走，陪我喝杯热茶，聊聊接下来的航天实验室规划。”陈峰点头，跟着老人走向会客厅角落的茶桌，阳光透过窗户，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墙上的华夏地图上，与那些红色的标记重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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