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蔡司”光学设备的到来，如同在“野人谷”这片以勇气和血肉为核心的军事土壤中，埋下了一颗技术的种子。林晓深知，再精良的装备，若无人能驾驭，也只是一堆无用的金属和玻璃。他决心让这颗种子尽快生根发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命令迅速下达：以缴获的观测设备为基础，组建直属旅部的炮兵观测分队和侦察分队。这在整个以步兵为主的“东方旅”乃至整个缅北远征军体系中，都是一个颇具前瞻性，甚至有些“奢侈”的举动。
人选成了首要问题。李四禄挠着头，把他手下识文断字、心思活络的兵在脑子里过了个遍，最终也只勉强挑出七八个看得过眼的。“旅座，咱们这些弟兄，冲锋陷阵没得说，可这摆弄洋镜子的细发活儿……”他面露难色。
查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拿着初步拟定的选拔标准——要求具备基础数学知识、方向感强、视力出众、性格沉稳——不仅在“东方旅”内部筛选，还特意去军校学员和那些自愿留下的英军技术人员中寻找合适人选。
“技术不分国界，更不分出身，”查理对林晓说，“我们需要的是能理解光线、角度和距离的大脑，而不仅仅是肌肉。”
最终，一支约三十人的混编队伍被组建起来。他们中有曾在国内读过中学的年轻士兵，有对机械仪器天生敏感的“东方旅”老兵，有在军校表现出色的学员，甚至还有两名原英军炮兵观测员和一名学过测量的印度籍工兵。这支成分复杂的小队，被暂时命名为“特遣观测队”，由查理直接负责技术和理论培训，一名经验丰富的“东方旅”老兵担任行政和纪律主管。
培训在仓库旁临时清理出的一片空地上展开。起初，场面堪称混乱。习惯了摸爬滚打的士兵们，面对那些娇贵且布满旋钮、刻度的精密仪器，显得笨手笨脚，大气都不敢喘。有人调焦时用力过猛，差点拧坏齿轮；有人透过高倍望远镜观察远处山峰时，竟因景象过于清晰逼真而产生眩晕；更有甚者，将水准仪当成某种新式瞄准具，闹出了笑话。
李四禄偶尔背着手过来巡视，看着这群人手忙脚乱的样子，总是忍不住摇头嘀咕：“娘的，这比教新兵拼刺刀还费劲！”
查理却极有耐心。他从最基础的光学原理讲起，用尽可能形象的比喻解释焦距、视场、密位分划。他将复杂的操作步骤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动作，反复示范，要求队员们形成肌肉记忆。他甚至在夜晚组织观星，教他们如何利用星辰方位校准仪器和自身的方向感。
林晓也时常来到训练场。他并不干涉具体教学，只是静静地看，偶尔会拿起一具炮队镜，熟练地操作几下，调整，观测，那流畅的动作让队员们暗自咋舌。他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但那份对技术的尊重和掌握，本身就成了最好的激励。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一场实兵对抗演习中。林晓安排观测队为扮演红军的一支部队提供战场侦察和“炮火”指引（用信号弹和炸点模拟）。起初，观测队的报告迟缓且充满不确定，“疑似敌军集结”、“大概方位”之类的词语频现，导致红军指挥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查理急得满头大汗，在临时设立的观测点上，对着电台几乎是在吼叫：“我要的是精确坐标！密位数！不是‘大概’！把你们训练的东西用出来！”
受到刺激的队员们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们回忆起查理的教导，相互配合，一人操作炮队镜精确测角，一人使用测距仪核实距离，另一人则飞快地在军用地图上进行作业，计算坐标，并将数据通过电台传递给指挥部。
“蓝军机枪阵地，坐标xxx，YYY，建议炮火覆盖！”
“敌军指挥所疑似位置，方位角xx-xx，距离xxxx米！”
随着一条条越来越精准、及时的情报传来，红军指挥官终于能够果断下达“炮击”指令。模拟的“炮火”准确地落在了蓝军的关键节点上，瞬间扭转了战场态势。
演习结束后，尽管累得几乎虚脱，但观测队员们看着红军指挥官投来的赞许目光，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身价值所在。他们摆弄的不再是冰冷的“铁疙瘩”，而是能够左右战局的关键。
以此为起点，观测队的训练走上了正轨。林晓正式下令，将其拆分为两个专业分队：炮兵观测分队，主要负责为可能获得的炮兵（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友军的）提供射击诸元和解算；侦察分队，则侧重于利用高倍望远镜、测距仪和照相设备（部分缴获，部分由系统提供），进行远距离、高精度的战场监视和目标识别。
技术的萌芽，开始在“野人谷”破土而出。这些初步掌握光学仪器使用的士兵，成为了“东方旅”乃至整个缅北抗日武装中，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兵种雏形。他们或许还显稚嫩，但已经为这支以勇猛着称的部队，装上了一个更为锐利和深远的“眼睛”。
然而，雏鹰初飞，必将面临风雨。日军是否会察觉到这支特殊分队的存在并加以针对？这些宝贵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在残酷的实战中能否经受住考验？而这支技术分队的出现，又将对“东方旅”未来的作战模式和组织结构，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技术的种子已经播下，但它能否在战火中茁壮成长，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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