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刚过，年味儿还没散尽，一声“春雷”就在双河堡子炸响了——不是天上的雷，是地上的消息。
省里下了红头文件：要在县里试点成立“农村手工业合作社”，鼓励有条件的个体户、专业户联合起来，走集体化、规模化道路，享受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文件直接点名表扬了“北匠工坊”，将其作为“农村能人带头、传统工艺创新、带动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鼓励其率先试点，探索经验。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屯子。羡慕的、恭喜的、打听的、说风凉话的，各种目光都投向了“北匠工坊”。
工坊内部，也炸开了锅。
王老蔫第一个拍大腿：“好事啊！山河！挂上合作社的牌子，那就是‘公家’的人了！名正言顺！贷款、买料、办事都方便！赶紧的！”
石根却有些犹豫：“山河哥，合作社……那咱这工坊，还算咱自己的不？以后咋管？利润咋分？会不会来个上级指派的书记，把咱架空了？”
李杏枝更担心账目：“要是变成合作社，这账就得按公家的规矩来了吧？麻烦不说，咱自己还能做主吗？”
几个骨干也七嘴八舌，有赞成的，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反对的，怕失去自主权，被“收编”了。
陈山河没有立刻表态。他把自己关在“生产调度室”里，对着那份文件，反复看了好几遍，眉头紧锁。
这是个重大的抉择。加入合作社，意味着“北匠”将从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性质完全不同。好处显而易见：政策扶持、信誉提升、资源倾斜，发展空间更大。但风险也同样存在：管理权可能受限，决策效率可能降低，原有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可能被削弱。更重要的是，“北匠”这块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牌子，归属权会不会变得模糊？
他想起重生之初的艰难，想起一步步将工坊拉扯大的不易，想起郑怀古、石根这些生死与共的伙伴……“北匠”不只是个赚钱的营生，更是他的事业，他的根！
晚上，陈山河提着酒和花生米，又去了郑怀古的小屋。老爷子正就着油灯擦拭工具，见他来了，哼了一声：“就知道你得来。”
两人对坐，倒上酒。陈山河把文件和大家的顾虑说了。
郑怀古默默听着，呷了口酒，半晌才开口：“树大招风。咱这牌子响了，上头自然就看见了。合作，是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
他抬起眼，目光锐利地看着陈山河：“关键看章程！看咱这舵，把不把得稳！要是合作了，活儿还是咱干，料还是咱选，人还是咱管，牌子还是咱的，那就能合！要是来个外行指手画脚，把咱当长工使唤，那不如自个儿单干，挣多挣少，心里痛快！”
老爷子的话，点醒了陈山河。对啊，合作的关键是主动权！不能为了点优惠政策，就把根本丢了。
第二天，陈山河召开全体会议。他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把利弊摊开来讲清楚，然后说：
“合作社，是机遇，也是考验。咱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我的想法是，要合作，但必须有底线！”
他提出谈判原则：
1. 名称权： “北匠工坊”的字号必须保留，作为合作社旗下的核心品牌。
2. 经营权： 生产经营由现有团队主导，保持独立性和灵活性。可以接受指导，但不能接受瞎指挥。
3. 产权清晰： 现有资产（厂房、设备、存货）需评估作价，明确股权。后续利润按股分红，贡献大的多分。
4. 用人权： 人员招聘、管理、考核，以现有班子意见为主。
“达不到这几点，宁可不合！”陈山河斩钉截铁，“咱‘北匠’能走到今天，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图那点虚名和补贴！不能为了戴顶红帽子，把自个儿的脊梁骨弯了！”
这番话，说到了大家心坎里。石根、李杏枝等人纷纷点头，心里踏实了。
“那……要是谈不拢呢？”王老蔫问。
“谈不拢，就继续干咱的！”陈山河信心十足，“有了牌子，有了手艺，有了市场，到哪儿都饿不死！合作是为了发展更好，不是离了它就活不了！”
统一了思想，陈山河立刻行动。他先去找了老支书和公社领导，摸清政策底细和上级意图。然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北匠工坊”试点组建手工业合作社的方案》，详细阐述了合作模式、股权结构、管理章程和发展规划，既体现了拥护改革的态度，又坚决守住了核心利益。
带着方案，陈山河代表“北匠工坊”，开始了与县、公社有关部门的谈判。谈判桌上，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既要政策支持，也要经营自主。几次磋商，有争执，有妥协，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成立“红旗公社北匠手工艺合作社”，陈山河任社长，郑怀古任技术总监，原有资产和人员基本不变，享受合作社政策优惠，但在品牌运营、生产决策上保有高度自主权。
消息传回工坊，大家松了口气，也充满了期待。挂不挂牌子是其次，关键是“北匠”的根子保住了，发展的路更宽了。
春雷响，万物长。这场体制变革的“春雷”，没有击垮“北匠”，反而促使它更加清晰地定位自身，锤炼了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逆袭的路上，政策机遇与风险并存，唯有坚守核心价值，灵活应对，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北匠合作社”的牌子挂起来的那一刻，意味着一个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发展阶段，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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