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的第七天,在李振邦的坚决要求和医生的反复检查下,他终于被允许出院了。额头的伤口愈合得不错,拆了线,留下一道浅红色的疤痕,像一枚微型的勋章。后背的骨裂还需静养,不能负重,但已不影响缓慢行走。医生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草药,叮嘱务必按时煎服,定期复查。
出院的手续是老赵帮着办的。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安,这几天跑前跑后,脸上的皱纹似乎都深了几分,但眼神里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辆黄鱼车(一种人力三轮货车),铺上了厚厚的旧棉被,坚持要让李振邦坐着回去。
“你这身子骨,经不起自行车颠簸,听话!”老赵的语气不容置疑,像在训斥一个不听话的新兵蛋子,却带着掩不住的关切。
李振邦拗不过他,只得由老赵小心翼翼地扶着,坐上了这辆特殊的“专车”。车子缓缓驶出医院大门,重新呼吸到室外冰冷的、却带着自由气息的空气,看到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辆,李振邦有种重获新生的恍惚感。阳光透过薄云,虽然没什么温度,却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
黄鱼车穿行在上海的街巷。年味尚未完全散去,一些店铺门口还挂着红灯笼,偶尔能看到孩子们追逐着最后的鞭炮碎屑。街坊邻居看到这辆载着受伤警察的黄鱼车,纷纷投来关切和敬佩的目光,有的点头致意,有的轻声议论。
“看,是李家弄派出所的李公安……”
“听说年三十晚上抓特务负的伤,真是好样的!”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人没事就好……”
这些目光和低语,像温暖的涓流,无声地浸润着李振邦的心田。他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融入了这片街坊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他们口中那个“抓特务的李公安”。
回到李家弄派出所,更像是一场小小的凯旋。
车子刚在院子门口停稳,王铁柱和几个年轻民警就冲了出来,七手八脚地帮忙搀扶。
“李干事!你可回来了!”
“想死我们了!”
“快看看,咱们所里给你准备的‘惊喜’!”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竟然摆上了一张旧的藤椅,上面铺着软垫,旁边还放着一个小马扎,显然是给他休养用的。张所长站在办公室门口,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回来了就好!这椅子以后就归你了,晒太阳,看文件,都行!这段时间,所里的文字工作,你就多费心,跑腿的活儿不用你干!”
这种朴实无华的欢迎和照顾,让李振邦喉头哽咽,只能连连点头。他被大家簇拥着,坐到那张专属藤椅上,阳光透过光秃的枝丫洒在身上,暖洋洋的。王铁柱赶紧给他泡了杯热茶,虽然还是那股熟悉的茶末味,此刻却甘醇无比。
真正的“家长里短”,从他回到派出所的那一刻起,便更加密集地涌来。
先是苏梦蕾,几乎每天都要借着居委会工作的由头跑过来一两趟。有时是送来街坊们凑钱买的一点猪肝,说是“吃什么补什么”;有时是拎着一罐熬好的小米粥,软糯养胃;有时干脆就是跑来,叽叽喳喳地汇报弄堂里又解决了什么卫生难题,哪家邻居又和好了,仿佛要把他错过的所有日常都补回来。她的关心热烈而直接,像一团跳跃的火焰,温暖着李振邦,也让他偶尔有些招架不住的窘迫。
“李同志,你看你这脸色还是白,得多晒太阳!”
“这棉袄袖子破了?放着我来补!我娘教我的针线活,不比裁缝差!”
她的话又快又密,眼神亮晶晶的,总是不由分说地塞给他各种小东西,然后风风火火地离开,留下满院子的生气。
相比之下,柳如烟的关心则含蓄得多。她来过一次,依旧是那副清冷的样子,放下两本新的书籍,一本是鲁迅的杂文集,一本是艾青的诗选。
“李同志,养伤期间或许可以看看,聊解烦闷。”她的话语轻柔,目光在他额角的疤痕上停留了一瞬,便迅速移开,“学校事务繁忙,就不多打扰了。”
但李振邦能感觉到,她那平静外表下,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与敬意。她的到来,像一缕清风,带着书卷的墨香,短暂而令人宁静。
而最让李振邦内心泛起涟漪的,依旧是林淑娴的信。
在他出院后的第三天,又一封信经由分局转了过来。这一次,信封里除了信纸,还多了一小块用油纸仔细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打开信,字迹依旧清秀工整:
“振邦同志:欣闻你已出院返所调养,甚慰。伤势初愈,万望以身体为重,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所内事务繁杂,亦需量力而行。”
信的内容依旧围绕着工作和身体,但接下来的一段,笔触明显细腻了许多:
“近日整理旧档,见有提及苏北地区民间验方,以三七粉混以蛋清外敷,于化瘀消肿有奇效。不知你是否适用,若觉方便,可试之。另,偶得友人馈赠巧克力一块,据说是泊来品,于补充体力或有裨益,随信附上,聊表心意。”
看到这里,李振邦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块油纸包,里面果然是一块在这个年代极其稀罕、堪称奢侈品的巧克力,虽然因天气寒冷有些发白,但浓郁的香气已然透出。他掰下一小块放入口中,苦涩中带着醇厚的甜香瞬间弥漫开来,这陌生的味道,仿佛也带来了写信人那份跨越空间、含蓄而真挚的关怀。
“三七粉”、“巧克力”,这些细微之处的惦记,远比任何华丽的辞藻更打动人心。李振邦反复读着信,指尖摩挲着信纸,仿佛能感受到落笔时的温度。他铺开信纸,认真地写回信,汇报伤情的恢复,感谢她的药方和巧克力,也谨慎地分享一些派出所的日常琐事和读书心得,字斟句酌,既想表达感激,又恐过于唐突。
除了这些情感上的涟漪,日常工作的浸润同样不可或缺。
虽然不能外出巡逻,但李振邦并未闲着。他主动接过了所里大部分的文字工作:整理户籍变动资料,撰写工作总结,学习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和政策精神。张所长有时会把一些棘手的纠纷卷宗拿给他看,让他试着分析矛盾焦点,提出调解思路。李振邦利用其逻辑分析能力,往往能跳出常规,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让张所长啧啧称奇。
他也成了所里的“文化教员”。王铁柱等几个年轻同志识字不多,李振邦便利用休息时间,教他们认字、写字,甚至讲解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和地理知识。小小的派出所里,时常响起朗朗的读书声和热烈的讨论声,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氛围。
傍晚,是李振邦最享受的时光。他会搬着藤椅坐到院子门口,看着弄堂里炊烟袅袅,听着各家各户锅碗瓢盆的声响和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喊声。孩子们放学路过,会好奇地围过来,叫他“李叔叔”,问他头上的疤还疼不疼,听他讲抓坏人的故事(当然是经过美化的版本)。老人们则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和他聊聊家常,说说里弄里的新鲜事。
这种深入市井肌理的日常生活,缓慢而真切地治愈着他身体的创伤,也让他对“人民警察”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根,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在这朴实无华的人情往来中,越扎越深。
阳光一天比一天暖和,槐树枝头开始冒出嫩绿的芽苞。李振邦后背的疼痛逐渐减轻,已经可以慢慢行走更远的距离。他知道,完全归队的日子不远了。关于“老爷”案的后续消息也断断续续传来,分局的收网行动似乎进展顺利,但细节属于机密,他无从得知。
平静的生活之下,潜流仍在涌动。但此刻,李振邦沐浴在1951年初春的暖阳下,感受着来自各方的温暖情谊,内心充满了安宁与力量。他珍惜着这来之不易的休养时光,也期待着伤愈之后,以更饱满的状态,重新投入到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斗争中去。而那些悄然滋生的情感幼苗,也在这温暖的春光里,静待着属于自己的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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