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日凌晨，李振邦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敲门声很响，带着慌促的节奏，一下下撞在木门上，在寂静的弄堂里格外扎眼。
他立刻坐起身，手摸到床头叠好的警装——昨晚睡前特意放在顺手的地方，衣扣都扣好了，只需要往身上一套。林淑娴也被惊醒，在黑暗里摸索着抓住他的胳膊，声音发颤：“怎么了？是不是局里出事了？”
“没事，你接着睡。”李振邦按住她的手，指尖能感觉到她掌心的冷汗。他快速套上衣服，腰带往腰间一勒，扣紧，转身走到门口。
门外站着小孙，帽檐压得低，露出的半张脸煞白，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指节泛青。“李副科长，闸北分局紧急报告。”小孙的声音有点哑，像是跑了一路，“他们在宝山路附近的河汊里，发现一具男尸。”
李振邦的心往下沉了沉：“具体情况说清楚。”
“男性，看着四十岁左右，是今早三点不到，环卫工人清理河道垃圾时发现的。”小孙咽了口唾沫，把信封递过来，“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八点到十点之间，身上没带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但……但他右手食指内侧，有块圆形老茧，像是长期握制版工具磨出来的。”
制版工具的老茧。李振邦的动作顿了一瞬——这种老茧他太熟悉了，沈志远的手上就有，是常年握刻刀、磨版辊留下的，形状规整，边缘带着细微的划痕。“通知老吴和老陈，让老陈带上尸检工具，直接去现场。你跟我走。”
他回屋拿了手电筒和笔记本，林淑娴已经坐起来了，床头的煤油灯被她点着，昏黄的光映着她担忧的脸。“小心点。”她轻声说，手还在微微抖。
“知道了。”李振邦摸了摸她的头发，“跟妈说一声，早饭不用等我。”
吉普车停在弄堂口，引擎没熄，车头灯亮着，照得路面的积水泛着光。李振邦和小孙钻上车，司机立刻踩下油门，车子“轰”地一声冲出去。凌晨的上海街道空旷，只有路灯孤零零地立在路边，灯光透过车窗，在两人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
“闸北分局的人说，河汊在哪里？”李振邦问，手里翻着笔记本——昨晚刚整理好的仓库代号，现在又多了个尸体的线索。
“在宝山路和虬江路交叉口往南，是条废弃的支流，平时没什么人去，堆满了垃圾。”小孙靠在椅背上，喘了口气，“发现尸体的环卫工人姓王，已经被留在现场了。”
车子开得快，四十多分钟就到了现场。河汊边已经拉了警戒线，是用白棉线拉的，上面系着几个小红旗。四个公安干警举着手电筒，光柱在河面上晃来晃去。老吴蹲在岸边，正和一个穿橙色工装的环卫工人说话，老陈则戴着白手套，蹲在尸体旁，手里拿着个放大镜，仔细看着什么。
李振邦走过去，警戒线被掀开一个口子。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是河水的腐味混着尸体的异味。尸体半浸在浑浊的河水里，上半身露在外面，穿着件蓝色工装，布料是粗棉布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毛衣。尸体的脸浮肿发白，嘴唇发紫，眼睛闭着，头发里还缠着几根水草。
“振邦，你来了。”老陈抬起头，白手套上沾了点泥水，“初步看是溺水死亡，但脖子右侧有勒痕，皮肤表面有轻微的皮下出血，应该是先被勒晕，再抛进河里的。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八点到十点之间，尸僵已经蔓延到上肢，下肢还没完全僵硬。”
李振邦的目光落在尸体的右手上。右手蜷缩着，食指内侧果然有块圆形老茧，比沈志远的小一点，但形状一样，边缘能看到细小的划痕——是长期用刻刀在金属版上雕刻留下的痕迹。“指甲缝里有没有东西？”他问。
老陈用镊子轻轻掰开尸体的指甲，“有微量的黑色残留物，像是油墨。我已经取样了，回去化验就能知道是不是和之前烧焦纸片上的印油一致。”
“死者身上有没有其他特征？比如疤痕、纹身？”
“左胳膊肘有块烫伤疤痕，大概硬币大小，像是被烟头烫的。”老陈指着尸体的左胳膊，“其他地方没发现明显特征。身上的工装口袋是空的，没带钱、粮票，也没带工作证。”
老吴走过来，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刚才问了环卫工人王师傅，他说今早三点左右来清理垃圾，看到河面上漂着个东西，用竹竿钩过来才发现是尸体，然后就立刻报了警。王师傅说昨晚七点多路过这里时，还没看到尸体，所以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七点到十点之间，和老陈的判断一致。”
天色渐渐亮了，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河面上的雾气开始消散。李振邦环顾四周，河汊的两岸都是低矮的平房，大多是废品收购站和小作坊，晚上没什么人。北边不到五百米就是之前发现万国卡车车辙印的红星修理厂，东边离宝山路仓库也只有一公里左右。“扩大搜索范围，”他对旁边的干警说，“从河汊往南、往北各搜两百米，重点找有没有被丢弃的衣物、绳子、或者能证明身份的东西。特别是绳子——勒人的工具很可能被扔在附近。”
四个干警立刻分散开，拿着手电筒，在岸边的草丛和垃圾堆里仔细翻找。李振邦蹲在尸体旁，看着那身蓝色工装——工装的布料很普通，是上海本地小工厂生产的，胸前没有印任何厂名，只在衣角缝了个小标签，上面写着“38”，应该是尺码。“这种工装在上海很常见吗？”他问老吴。
“不少私营小厂都用这种工装，没什么辨识度。”老吴摇摇头，“不过国营工厂的工装一般会印厂名，比如‘上海第一印刷厂’‘上海造纸厂’之类的，这个没有，可能是私营厂的，或者是自己买的。”
上午八点，局里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老陈拿着化验单，匆匆走进李振邦的办公室，“振邦，有结果了！死者指甲缝里的黑色残留物，确实是特种油墨，成分和之前烧焦纸片上的印油完全一致——都含有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和钛白粉，是日本东洋油墨公司的产品。”
李振邦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墨水在笔记本上洇出个小点儿。“这么说，死者肯定接触过那些伪造的凭证。”他站起身，“有没有查到死者的身份？失踪人口排查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不过刚才虹口区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个印刷厂的老师傅，看到我们发的协查通报，说死者可能是他们厂里之前的技术员刘明德。”老吴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张照片，“这是刘明德的档案照片，你看看。”
照片是黑白的，大概两寸，上面的人清瘦，戴圆框眼镜，颧骨有点高，嘴角往下撇，和河汊里的尸体有七八分相似。“刘明德，四十二岁，原大东印刷厂的技术骨干，擅长凹版制版。”老吴念着档案上的内容，“去年十月大东印刷厂整顿，他主动离职，之后就没了消息，据说去了私营厂子，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家。家庭住址在虹口区唐山路23号弄堂，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妻子三年前去世了。”
李振邦拿起照片，和记忆里的尸体对比了一下——左胳膊肘的烫伤疤痕，档案里也提到了，是十年前在厂里不小心被烟头烫的。“走，去唐山路。”他把照片塞进兜里，“去刘明德家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唐山路的弄堂比李振邦住的更窄，两边的房子挨得近，晾衣竿从这边的窗户伸到那边的窗户，上面挂着的衣服滴着水，落在地上的泥水里，溅起小水花。他们找到23号弄堂，里面住了七八户人家，门口堆着煤球炉子和杂物。
敲了敲最里面的一扇木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条缝，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探出头，头发花白，用发网网着，脸上满是皱纹，手里还拿着个正在缝补的袜子。“找谁啊？”老太太的声音有点哑，警惕地看着他们。
“我们是公安局的，找刘明德。”李振邦出示证件，语气放轻，“您是刘明德的母亲吧？”
老太太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手一抖，缝袜子的针掉在地上。“明德他……他怎么了？”她的声音发颤，眼睛里立刻就红了。
“我们想进去谈谈，有些情况需要向您了解。”李振邦尽量让语气温和。
老太太点点头，把门推开，让他们进去。屋子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摆着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旧衣柜，家具都很旧，漆皮掉了不少。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刘明德和一个女人的结婚照，女人笑得很开心，刘明德站在旁边，戴着圆框眼镜，和档案照片上一样。
“明德他……是不是出事了？”老太太坐在床边，双手攥着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李振邦没直接回答，而是先问：“刘明德去年十月离职后，去了哪里工作？您知道吗？”
“他没说具体的地方，只说是一家文化公司，在杨树浦那边。”老太太抹了把眼泪，“自从去了那家公司，他就变得神神秘秘的，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晚上两三点才回来，身上总是带着股油墨味，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只说‘别问了，知道多了不好’。”
“他有没有提过什么人？比如‘谭工’‘赵永明’？”李振邦问。
老太太想了想，摇摇头：“没听过这些名字。不过前几天，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赶紧把本子合上，说‘妈，您别管，要是我有什么事，您就把这个本子交给公安局’。”
“笔记本呢？”李振邦立刻问。
老太太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递过来：“就是这个，他昨天早上走的时候，把本子放在抽屉里了，说让我好好收着。”
李振邦接过笔记本，封面是硬纸板的，上面印着“上海文化用品商店”的字样，里面的纸已经用了一半。他一页页地翻，前面记的都是制版的技术参数，比如“凹版雕刻深度0.05mm”“油墨稀释比例1:3”，翻到最后几页，突然出现了几个代号和地址：“A1-杨树浦路178号”“b3-虹口区天宝路56号”“c2-普陀区长寿路203号”，每个代号后面都画了个小圆圈，像是标记。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李振邦指着那些代号问。
老太太凑过来看了看，“前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写的，写的时候还时不时抬头看门口，像是怕有人看见。写完之后，他把这几页撕下来，说要烧掉，我抢下来了，说‘留着说不定有用’，他没再坚持，只是叹了口气，说‘妈，您保重身体’。”
李振邦把笔记本小心地收起来，又在书桌抽屉里翻了翻，找到一张被揉成团的纸片，展开一看，是半张凭证的碎片，上面印着半个麦穗图案，和之前烧焦纸片上的徽记一致。“这张纸片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的，就随手放在抽屉里了。”老太太说。
李振邦把纸片也收起来，然后才轻声告诉老太太刘明德的死讯。老太太当场就哭了出来，坐在床边，肩膀一抽一抽的，嘴里念叨着“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走了……”。李振邦和老吴安慰了她几句，留下些钱，才悄悄离开。
回到局里，技术科立刻对笔记本上的代号进行解析。老陈拿着地图，把代号对应的地址标出来：“A1是杨树浦路178号，那里是一片废弃的仓库区，解放前是日资的纺织厂仓库；b3是天宝路56号，现在是个废品收购站；c2是长寿路203号，是空置的平房。”
“重点查A1，杨树浦路178号。”李振邦指着地图，“离红星修理厂不远，而且‘沪江文化用品商店’的纸张是从杨树浦那边运过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个仓库。”
下午两点，李振邦带着老吴、小孙和四个干警，开着两辆吉普，赶到杨树浦路178号。这里果然是一片废弃的仓库区，有五六个大仓库，都是红砖砌的，屋顶的瓦片掉了不少，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门口长满了杂草。
“A1应该是最里面那个仓库。”小孙拿着地图，指着最里面的一个仓库，“门口有个大铁门，上面挂着把大锁。”
他们走过去，铁门是铸铁的，锈迹斑斑，上面挂着把黄铜锁，锁芯里都是灰尘。“撬开。”李振邦下令。
一个干警拿出撬棍，插进锁扣里，用力一撬，“咔嗒”一声，锁开了。推开铁门，一股浓重的油墨味和纸张味扑面而来，比宝山路仓库的味道更浓。仓库里很暗，只有从木板缝隙里透进来的几缕阳光，照亮了空中的灰尘。
“开灯。”李振邦说。
几个干警打开手电筒，光柱扫过仓库——里面堆满了印刷设备和纸张。四台Roland 202型印刷机整齐地排列在仓库中间，机身是深灰色的，上面还沾着点油墨，旁边堆着成捆的高级胶版纸，每捆都用牛皮纸包着，上面印着“香港昌兴洋行”的字样。地上散落着一些半成品凭证，有的已经印上了麦穗和齿轮的徽记，有的只印了一半，上面还能看到“苏联远东贸易公司”的字样。
“全都不许动！公安局的！”干警们立刻分散开，守住仓库的前后门，手电筒的光柱在仓库里扫来扫去。
但仓库里空无一人，只有机器还散发着余温——李振邦摸了摸其中一台印刷机的外壳，还温热，说明离开的时间不长，最多不超过两小时。“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老吴皱眉，走到仓库后门，后门是个小木门，虚掩着，门外的泥地上有新鲜的车辙印，胎纹和红星修理厂的一样，是万国卡车的，左前轮胎纹有个三角缺口。
李振邦在仓库里仔细搜查。在一个角落的垃圾桶里，他找到了一本被撕毁的工作日志，纸页都被揉成了团。他蹲下来，把纸团一个个展开，拼凑起来——上面记着每天的印刷数量：“3月28日，印A类凭证500份，谭工检查合格”“4月2日，印b类凭证300份，赵工说要加快速度”“4月8日，收到新纸，昌兴洋行送的，质量和之前一样”。
“谭工、赵工。”李振邦把这两个名字记在笔记本上，“赵工很可能就是赵永明，谭工就是沈志远提过的那个技术指导。他们已经开始加快印刷，说明这些凭证很快就要用了。”
回到局里，审讯室已经准备好了。钱仁安被带了进来，他穿着件灰色长衫，头发梳得整齐，但脸色苍白，坐下的时候，腿一直在抖。
“钱仁安，我们又见面了。”李振邦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从刘明德家找到的笔记本，“认识刘明德吗？”
钱仁安的眼神闪了一下，摇摇头：“不……不认识。”
“不认识？”李振邦把笔记本翻开，指着上面的“沪江文化用品商店”字样，“这是你们店卖的笔记本，刘明德用它记了仓库的代号，而这些仓库，都是用来印刷伪造凭证的。你敢说不认识？”
钱仁安的手开始搓衣角，声音变小了：“我……我只是卖笔记本，不知道他用来记什么。”
“那你认识谭工吗？”李振邦拿出从仓库找到的工作日志碎片，“上面写着‘谭工检查合格’，这个谭工，就是每次来你店里拿分红的人吧？他让你给杨树浦的仓库送纸，你敢说不知道？”
钱仁安的脸色更白了，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刘明德死了，被人勒死后抛进了河里。”李振邦的声音沉了下来，“他是制版工，负责伪造凭证的制版。现在他死了，你觉得下一个会是谁？”
钱仁安的身体抖了一下，突然哭了出来：“我真的不知道刘明德会死啊！我只是个开店的，赵永明让我进纸，谭工让我送纸到仓库，我不敢不做啊！我要是不做，他们会杀了我的！”
“赵永明现在在哪里？谭工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们印这些伪造的凭证，是用来做什么的？”李振邦追问。
“我不知道赵永明在哪里！”钱仁安哭着说，“我只见过他一次，去年秋天，他来店里投钱，说让我帮忙进纸，其他的什么都没说。谭工我也只见过两次，都是来拿分红的，戴着帽子和口罩，看不清脸，说话带广东口音，每次来都带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账本，我没敢看……”
审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钱仁安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说自己只是个被利用的小角色，不知道核心信息。李振邦知道，他没撒谎——钱仁安胆子小，从他之前的反应就能看出来，他确实没接触到核心。
晚上九点，李振邦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灯，灯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下长方形的光斑。他推开门，岳母正坐在厨房里，手里拿着个碗，碗里是温着的菜粥。
“回来了？”岳母站起来，声音很轻，“淑娴已经睡了，她今天下午动了好几次，说有点累，早早就睡了。”
“吃过饭了吗？”李振邦问，其实他一点胃口都没有。
“局里食堂吃了点。”他撒谎道。
岳母没拆穿他，只是把菜粥端到桌上：“这是青菜瘦肉粥，我下午熬的，一直温在煤球炉子上，你喝点，暖暖胃。”
李振邦坐在桌边，拿起勺子，慢慢喝着粥。粥熬得很烂，里面有切碎的青菜和瘦肉末，还放了点姜丝，喝下去暖到胃里，紧绷的神经稍微松了点。“妈，让您费心了。”他轻声说。
“一家人，说什么费心。”岳母坐在旁边，看着他，“你办案辛苦，要多注意身体，淑娴和孩子还等着你呢。”
李振邦喝完粥，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林淑娴侧躺着，呼吸均匀，脸上带着点倦意。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睡颜，心里有点愧疚——最近太忙，很少陪她。他轻轻关上门，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
书桌上摊着今天的线索：刘明德的笔记本、凭证碎片、工作日志碎片、钱仁安的审讯记录。李振邦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问题：
1. 刘明德为何被杀？是因为知道了太多，被灭口？还是内部有矛盾，火并？
2. 仓库的人为何能提前撤离？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局里有内鬼？还是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
3. 谭工和赵永明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们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组织？
4. 伪造的“苏联远东贸易公司”凭证，用途是什么？是用来骗取苏联援助的物资？还是用来扰乱国内的贸易秩序？
窗外的月色很亮，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上形成一条银线。李振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今天的一切——刘明德浮肿的脸、仓库里温热的印刷机、钱仁安哭着求饶的样子、那些印着麦穗和齿轮的凭证……
他知道，对手比他想象的更狡猾，这个网络也比之前的“鹰巢”更隐蔽。他们不仅有技术（赵永明、刘明德），有资金（赵永明的投资），有渠道（昌兴洋行、沪江商店），还有严密的组织和狠辣的手段（杀刘明德灭口）。
第二天清晨六点，李振邦就起床了。岳母已经在煮泡饭，林淑娴还在睡，他轻手轻脚地洗漱完，喝了碗泡饭，就往局里赶。
七点半，专案组的人都到齐了。李振邦把昨天的线索整理好，放在桌上：“刘明德的死，说明对方已经开始清除知情人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线索看似断了，但其实还有几个方向可以查。”
他拿起刘明德的笔记本：“上面的代号除了A1（杨树浦仓库），还有b3（天宝路废品收购站）和c2（长寿路平房），小孙，你带两个人，秘密排查这两个地方，不要打草惊蛇，先观察，看看有没有人活动，再决定要不要行动。”
“明白！”小孙点头，把地址记在本子上。
“老吴，你继续追查万国卡车的下落。”李振邦指着地图，“这种卡车是美国产的，解放前很多，但现在上海没剩多少了，你去交通局查一下，看看还有哪家运输公司在用这种卡车，重点查杨树浦、虹口区的运输公司。”
“好。”老吴接过地图。
“老陈，仓库里的那些半成品凭证，你再仔细分析一下。”李振邦把凭证碎片递给老陈，“看看上面的文字、徽记，能不能确定这些凭证的具体用途。还有，刘明德指甲缝里的油墨，除了和烧焦纸片一致，有没有其他特殊成分？”
老陈接过碎片：“我今天就去化验，争取中午出结果。”
散会后，李振邦独自在办公室里。他拿起电话，拨了市工商局的号码：“您好，我是公安局的李振邦，想查询一下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上海所有进口印刷设备和特种油墨的审批记录，特别是从香港进口的。”
电话那头的人很配合，说会立刻调资料，让他下午去取。放下电话，李振邦翻开假粮票案的卷宗，里面有大华贸易行的进口记录，用的是利丰商行。他把昌兴洋行和利丰商行的注册资料放在一起——两家都在香港上环，注册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法人代表不同，但联系电话的后四位是一样的。
“看来这两家洋行，根本就是一家。”李振邦自语道，“背后的人用两家洋行做掩护，一家给大华贸易行送设备（假粮票案），一家给沪江商店送纸张和油墨（伪造凭证案），其实都是为同一个组织服务。”
整个上午，李振邦都在打电话，联系海关、外贸局、交通局，收集各种资料。中午在食堂匆匆吃了碗面条，就去工商局取进口审批记录。
下午一点，小孙打来电话：“李副科长，b3（天宝路废品收购站）我们查了，就是个普通的废品收购站，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没发现异常。c2（长寿路平房）是空的，里面堆着些杂物，但地上有新鲜的脚印，像是有人来过。”
“继续盯着c2，不要进去，等我消息。”李振邦说。
下午两点，老陈拿着化验报告进来：“振邦，有发现！仓库里的半成品凭证，上面的‘苏联远东贸易公司’字样，是模仿苏联正规贸易公司的名称，但少了‘驻上海办事处’的后缀。另外，油墨里除了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和钛白粉，还添加了一种特殊的荧光剂，和之前宝山路仓库纸边的荧光剂一样，都是香港产的。”
“用途呢？能看出来他们想用这些凭证做什么吗？”
“暂时还看不出来，但这种凭证通常是用来结算贸易款项或者提取物资的。”老陈说，“如果是伪造的，很可能用来骗取苏联的物资，或者在国内黑市上流通，扰乱贸易秩序。”
下午四点，老吴也回来了，手里拿着张名单：“振邦，查到了！上海现在还有三家运输公司在用万国卡车，其中一家叫‘顺达运输公司’，在杨树浦路，老板姓谭，广东人，去年秋天开的公司。”
“姓谭？广东人？”李振邦心里一动，“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呢？有没有和赵永明或者昌兴洋行有关联？”
“注册法人是谭志强，广东中山人，去年从香港来上海。”老吴递过注册资料，“公司的注册资金是五万块大洋，来源不明。我们还查到，这家公司上个月给杨树浦路178号仓库送过两次货，都是晚上送的。”
“谭志强……很可能就是谭工。”李振邦把名字记下来，“这家公司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人在？”
“在杨树浦路302号，有个小办公室，我们的人已经在那里监视了，里面有两个员工，谭志强没在。”
正说着，小孙又打来电话，声音很兴奋：“李副科长！c2（长寿路平房）有动静！刚才有个穿蓝色工装的女人进去了，手里拿着个黑色皮包，像是送东西的！”
“继续监视，我马上过去！”李振邦挂了电话，拿起外套，“老吴，跟我去长寿路。”
赶到长寿路203号时，小孙和两个干警躲在对面的巷子里，指着平房的方向：“那个女人还在里面，进去快十分钟了，没出来。”
李振邦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平房是红砖砌的，门口有个小院子，围着矮墙，女人进去后，院门就关上了。“有没有看清女人的样子？”
“戴着帽子和口罩，看不清脸，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五左右，穿的蓝色工装和刘明德的一样，衣角缝着‘38’的尺码标签。”小孙说。
又等了五分钟，院门开了，女人走了出来，手里的黑色皮包空了，快步往东边走。“跟上她，别被发现。”李振邦下令。
一个干警悄悄跟了上去。李振邦和老吴、小孙则绕到平房后面，从后窗往里看——里面很暗，能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正坐在桌前，翻着女人送来的皮包，手里拿着个本子，像是在记录什么。
“等那个干警跟到女人的落脚点，我们再行动。”李振邦说。
半小时后，跟踪的干警打来电话：“李副科长，女人进了杨树浦路302号，顺达运输公司的办公室！”
“顺达运输公司……”李振邦心里豁然开朗，“这个女人是谭志强的人，给平房里的人送东西。老吴，你带两个人去顺达运输公司，把那个女人控制住，问问她平房里的人是谁。我和小孙在这里等，等你们那边动手，我们就冲进平房。”
“明白！”老吴带着两个干警走了。
又过了十分钟，老吴打来电话：“已经控制住女人了！她叫张翠兰，是顺达运输公司的员工，承认平房里的人是赵永明！”
“行动！”李振邦下令。
小孙一脚踹开院门，李振邦和干警们冲了进去，踹开平房的门——里面的男人正想从后门跑，被干警们按住了。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戴圆框眼镜，颧骨很高，正是赵永明！
“赵永明，你跑不了了。”李振邦走到他面前，拿出手铐，“你涉嫌伪造国家凭证、故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
赵永明挣扎着，脸色铁青：“你们没证据！”
“证据？”李振邦拿出从仓库找到的工作日志碎片，“上面的‘赵工’就是你吧？刘明德是你杀的吧？他知道的太多了，你怕他泄密，就杀了他，抛进河里！”
赵永明的身体抖了一下，不再挣扎，被干警们押着往外走。李振邦在平房里搜查，找到一个黑色皮箱，里面装着几本账本和一叠半成品凭证，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赵永明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的合影，男人戴着眼镜，嘴角带着笑，背后是香港的街景。
“这个男人是谁？”李振邦拿着照片问赵永明。
赵永明低着头，不说话。
把赵永明押回局里，立刻开始审讯。但赵永明很顽固，什么都不肯说，只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印刷工，不知道什么伪造凭证、杀人。
晚上七点，李振邦才离开审讯室。他走到技术科，老陈正拿着从赵永明皮箱里找到的账本，仔细看着：“账本里记着印刷凭证的数量和运输记录，还有一笔大额支出，是给‘香港利丰商行’的，备注是‘设备款’。”
“利丰商行……”李振邦说，“和昌兴洋行是一家，看来他们的设备，都是从利丰商行弄进来的。”
老陈又拿起那张照片：“这个穿西装的男人，我好像在哪见过。”他翻出之前假粮票案的卷宗，里面有张大华贸易行的员工照片，指着其中一个人，“你看，是不是他？”
李振邦凑过去看——照片上的人，和赵永明合影的男人，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
“周文远，周文德的弟弟！”老陈说，“假粮票案里，他负责给大华贸易行送设备，后来跑了，没想到躲在香港！”
李振邦的眼睛亮了——周文远、谭志强（谭工）、赵永明，还有之前的周文德（老鹰），这些人都串起来了！他们背后的组织，不仅策划了假粮票案，还在策划伪造苏联贸易凭证，破坏中苏贸易！
“老陈，你立刻把这个发现整理成报告，我们明天上报市局。”李振邦说，“赵永明虽然不招，但我们有账本、有凭证、有照片，还有张翠兰的口供，足够定他的罪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谭志强和周明远，把这个组织彻底打掉！”
晚上九点，李振邦回到家。林淑娴还没睡，坐在灯下，手里织着小毛衣，看到他回来，站起来：“今天这么晚？案子有进展吗？”
“有，抓住了个关键人物。”李振邦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肚子，孩子轻轻动了一下，“很快就能结案了。”
林淑娴笑了笑，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拿给他看：“你看，快织好了，是浅灰色的，男孩女孩都能穿。”
“好看。”李振邦坐在她旁边，心里很踏实。
岳母端来一碗热水：“累了一天，喝点水。明天早点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李振邦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水顺着喉咙下去，驱散了一天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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