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试点工作交流会的效果立竿见影。原本对试点工作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另外四个公社——青松岭、白沙溪、杨柳桥、石头坪——的书记或负责人，纷纷主动联系试点办公室，邀请伊拉前去“指导工作”。
一时间，伊拉的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桌上是堆积如山的各公社基本情况介绍和初步设想。刘副主任看着这情形，既是欣慰，也为伊拉感到担心。
“小伊啊，这是好事，说明你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但五个公社，东西南北都有，你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跑不过来啊。”刘副主任皱着眉，“要不要从办公室或者下面县里，临时抽调几个人配合你？”
伊拉感激领导的体谅，但她思考片刻后，摇了摇头：“刘主任，谢谢您。不过试点工作刚起步，每个公社的情况都不同，问题的症结和突破口需要非常细致的诊断。换别人去，可能抓不准。而且，”她顿了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工作方法，而不仅仅是派员指导。我想先自己跑一遍，摸清情况，再考虑后续的支持团队。”
她不是逞强，而是深知“伊拉模式”的精髓在于“因地制宜”和“激发内生动力”。如果一开始就依赖外力推动，很容易回到过去“自上而下”命令式工作的老路。她必须亲自去感受每个地方的“脉搏”，才能开出合适的“药方”。
但这意味着，她将面临极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五个公社分散在地区不同区县，交通不便，光是跑一遍就需要大量时间。而且，每个地方的问题都错综复杂，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去调研、分析和沟通。
伊拉选择第一个前往的是最偏远的、以林业为主的青松岭公社。这里山高林密，交通极其不便，唯一的出产是木材和一些山货，但长期以来，由于运输成本高、信息闭塞，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公社经济拮据，社员生活困苦。
乘坐了整整一天的吉普车，又在山路上颠簸了半日，伊拉才抵达被茫茫林海包围的青松岭公社。公社书记老耿，是个像山一样沉默寡言的汉子，皮肤粗糙，手指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在林子里摸爬滚打。
他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带伊拉去了公社的木材堆放场。巨大的原木堆积如山，有些表皮已经开始发黑，显然是积压已久。
“伊拉同志，你看，这都是好木头。”老耿拍着一根粗大的杉木，声音沉闷，“可运不出去，只能堆在这里烂掉。县里木材站收购价压得低，扣除运费，剩不下几个钱。社员们守着宝山受穷啊！”
伊拉看着这场景，心情沉重。她跟着老耿又走访了几户社员家，看到的多是家徒四壁，社员们眼神里带着一种被大山困住的麻木。
晚上，在公社那间燃着松明（电力不稳定）的办公室里，伊拉摊开笔记本，系统也开始高速运转，分析着收集到的信息。
“耿书记，我们不能只盯着卖原木。”伊拉开口，打破了沉默，“原木体积大，运费占比太高，确实不划算。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在本地进行初加工，提高附加值，再卖出去？”
“加工？我们没技术，也没设备。”老耿摇头。
“技术可以学，设备可以从简单的开始。”伊拉思路清晰，“比如，我们可以先不搞复杂的家具，就从生产建筑用的椽子、檩条，或者简单的包装箱板开始。这些对技术要求不高，我们可以组织本地的木匠，统一标准，建立一个小型的木材加工厂。”
她一边说，一边用笔在纸上画着简单的示意图。“甚至，我们还可以利用林下的资源和木材边角料。比如，发展食用菌种植？栎木、桦木都是很好的菌材。或者，利用碎木屑制作简单的机制木炭？这些产品体积小，价值高，运输起来也方便。”
老耿听着，原本黯淡的眼睛里渐渐有了光。伊拉提出的不再是空泛的指示，而是具体可行的路径。尤其是食用菌和木炭，这些都是山里人隐约知道，但从未系统想过可以变成商品的东西。
“可是……这技术，哪里学？销路又怎么办？”老耿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技术问题，我来想办法。”伊拉斩钉截铁地说。她立刻在心里对系统下达指令：“系统，优先检索、整理关于小型木材初级加工（椽、檩、包装箱）、常见食用菌（香菇、木耳）椴木栽培、土法机制木炭生产的全套技术资料，包括工具要求、工艺流程、操作要点、成本估算，务必通俗易懂，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社员学习。”
【指令已收到。正在调取“农林副产品加工技术集成”模块……筛选适配技术……生成图文并茂版《青松岭公社林产品初加工技术指南（草案）》……预计完成时间：12小时。】
系统的效率让伊拉心下稍安。她转向老耿：“耿书记，技术资料我会尽快准备好。至于销路，”她沉吟片刻，“我们不能坐等收购商上门。我们可以主动走出去。您先组织人选，做好前期准备。销路的问题，我来尝试联系。”
伊拉想到了地区供销社，以及她在农大时认识的一些在省城土产公司工作的校友。她可以尝试撰写青松岭林产品的推介信，附上样品（比如以后生产出的木炭和干菇样品），主动上门推销。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克服很多的官僚程序和商业壁垒。但伊拉知道，这是打破青松岭封闭状态必须迈出的一步。
接下来的几天，伊拉留在青松岭，和老耿一起翻山越岭，勘察适合建小型加工厂的地点，了解不同树种的分布和特性，与公社里有经验的老木匠、老猎人交谈，了解本地资源和传统智慧。
同时，系统生成的《技术指南》初稿也完成了。伊拉将其打印出来（利用地区办公室的宝贵资源），与老耿和几位选定的骨干一起学习、讨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当伊拉离开青松岭时，老耿紧紧握着她的手，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干劲：“伊拉同志，你放心！你给我们指了路，剩下的，我们青松岭人就是用手刨，也要把这路子走通！”
看着老耿和身后那些开始忙碌起来的社员身影，伊拉知道，青松岭这颗棋子，已经开始在棋盘上寻找自己的活路。
离开群山环绕的青松岭，伊拉马不停蹄地赶往位于水网地带的白沙溪公社。
白沙溪公社水资源丰富，河渠纵横，但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缺水，而是“水患”。并非自然灾害意义上的水患，而是管理上的“水患”——每到灌溉季节，上游和下游的生产队之间，经常因为抢水、争水发生纠纷，甚至械斗。公社干部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调解水事矛盾上，农业生产和社区团结都受到严重影响。
公社书记是一位姓何的女同志，四十多岁，眉宇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疲惫和焦虑。她向伊拉大倒苦水：“伊拉同志，你是不知道，为这水的事，我头发都白了一半！上游的想多蓄水，下游的急着要水，各有各的理，公社定的用水章程形同虚设！”
伊拉没有急于给出方案，而是让何书记带着她，沿着主要河道和支渠，走访了上游和下游几个矛盾最突出的生产队。
她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地悲剧”。水渠是大家共用的，但维护清理的责任不清，导致渠系淤塞严重，输水效率低。上游生产队近水楼台，往往不顾章程，私自堵坝截流，导致下游用水紧张。而下游生产队由于经常用不到水，对维护渠道也缺乏积极性，形成了恶性循环。
“何书记，单纯靠行政命令和调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伊拉在经过几天调研后，提出了她的看法，“关键在于，要让所有用水的人，都成为水渠的‘主人’，而不是‘搭便车’的人或者受害者。”
“怎么做？”何书记急切地问。
“建立‘用水者协会’。”伊拉抛出了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以渠系为单位，把所有用水生产队的代表组织起来，民主选举产生协会负责人。用水章程由协会成员共同商议制定，包括用水量分配、水费（可以是工分或实物）收取、渠道维护的责任分工和奖惩措施。协会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公社层面只负责指导和仲裁。”
这个思路，将管理的责任和权力部分下放到了直接利益相关的社员群体自身，旨在通过建立透明的规则和利益捆绑，来破解合作困境。
何书记听了，既觉得新奇，又感到担忧：“这……能行吗？社员们自己管，会不会更乱？”
“我们可以先选一条矛盾最突出、但规模较小的渠系做试点。”伊拉建议，“我会协助你们设计协会的组织框架、议事规则和简单的管理制度。关键是过程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只要规则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执行起来阻力就会小很多。”
与此同时，伊拉也注意到白沙溪丰富的水面资源。她建议，在解决水纠纷的同时，可以尝试发展网箱养鱼或种植水生经济作物，将“水患”转化为“水利”，增加公社和社员的收入来源，从而为用水合作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伊拉在白沙溪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度设计和组织培育，这比青松岭的技术引进更为复杂和漫长，但一旦成功，其意义将更为深远。
当她离开白沙溪时，何书记已经开始着手筹备第一条试点渠系的“用水者协会”选举。伊拉知道，这里的工作，才刚刚破题。
奔波于两个风格迥异的公社之间，伊拉深刻体会到“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的千钧重量。她的系统里，关于“社区资源治理”和“合作经济”的知识模块被频繁调用。她的“五线谱独奏”，在青松岭和白沙溪，已然奏响了风格迥异但同样充满挑战的序曲。剩下的杨柳桥、石头坪，还有已经打开局面的东风公社，正等待着她去谱写新的乐章。她的征程，注定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性、与人性弱点的漫长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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