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寒料峭的北京，金融工作会的暖气开得足。
沈逸风的钢笔尖却在《年度信贷投放方案》上戳出个深洞。
“同志们，”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各地银行行长，“中央说‘以农业为基础’，不是口号——”
“今年70%的信贷额度，必须砸进农业！修水库、买化肥、推广良种，钱要花在能让农民多打粮的地方！”
台下，农业银行行长陈默立刻接过话：“沈行长，我们已经在豫东、皖北搞试点——”
“搞‘农业信贷包’，农民凭生产队的春播计划、良种采购清单，就能申请低息贷款。利率比工业贷款低三个点，还不用抵押！”
沈逸风点头：“好！就是要让农民敢贷、会贷，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
半个月后，豫东桃花村的麦田边，老周攥着刚领的贷款合同，手指抖得厉害。
他身后，穿粗布衫的农民们扛着化肥袋往地里走，化肥袋上的“联合银行农业贷”字样格外显眼。
老周是村支书，嗓门亮得像村头的广播：“沈行长给咱批了八十万！够买两千袋化肥，够给全村的麦田浇一遍返青水！”
“今年亩产准能超千斤！”
蹲在地里捏种子的老张抬起头，脸上的皱纹里全是笑：“我家五亩地，贷了两千块。”
“这化肥撒下去，麦苗能窜三寸高——年底能多卖三百块钱，给娃娶媳妇就有着落了！”
旁边的技术员小吴捧着《良种种植手册》凑过来：“叔，这‘豫麦一号’是你贷的款买的吧？”
“亩产比老品种多两百斤，等秋天我教你选种！”
同一时刻，联合银行总行的数据屏前，沈逸风盯着跳动的数字，嘴角扬起笑。
农业贷款占比从年初的32%，飙升至65%；工业非必要贷款压缩了40%。
那些曾占着资金不产出的小钢厂、水泥厂，要么关门整改，要么转向农资生产。
屏幕右下角，安徽阜阳的汇报弹窗跳出来：“本市农业贷款到位率98%，春播面积同比增加25%。”
“先生！”秘书小郑捧着报表进来，“陈行长说，豫东试点村的农民已经开始盘算秋粮加工——要建面粉厂，用多余的麦子换钱！”
沈逸风翻着报表，指尖划过“农业贷款不良率0.8%”的字样：“这才对嘛！”
“金融不是工业的附庸，是农业的‘及时雨’——雨下对了地方，庄稼才能长，农民才能富！”
深夜，沈逸风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月光。
他想起上午在桃花村，老张攥着化肥袋说“今年能娶媳妇”，想起老周拍着胸脯说“亩产超千斤”——这些话，比任何报表都让他安心。
但转念一想，要是遇到天灾怎么办？要是病虫害怎么办？
农民贷了款，要是颗粒无收，怎么还？
他抓起电话，打给陈默：“明天让农险部的人去桃花村调研——搞农业保险试点！”
“农民贷了款，得给他们兜底！要是天灾减产，保险公司赔一部分，银行减一部分利息——不能让农民因贷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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