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夜，上海外滩的钟楼敲过九点。
沈逸风裹着件旧棉袍，推开一扇隐蔽的弄堂门。
昏黄油灯下，十几张长条木凳挤得满满当当——基层信用社的老会计、流动银行队的年轻队员、公社的财务干部，正襟危坐，笔记本上歪歪扭扭记着“复利计算公式”。
“沈老师，这些年忙业务，好多专业知识都生疏了！”讲台下，绩溪信用社的李伯攥着钢笔，声音发颤。
“就盼着能坐这儿系统学学，别再闹‘算错利息’的笑话！”
沈逸风推了推眼镜，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资金的时间价值”示意图：“这不是笑话。金融是门手艺，断了传承，根就烂了。今天起，咱们把这根续上。”
三个月前，沈逸风在总行地下指挥部翻到一堆泛黄的旧教材。
封皮上“联合银行干部培训手册”的字样，勾出他心底的痛——长期以来，受外部环境影响，金融教育几近停滞，基层金融干部多是“半路出家”：能背“为人民服务”，却算不清贷款利息；看不懂资产负债表，只会记流水账。
他连夜给中央写了份报告：“金融要发展，先得有人才。恳请恢复基层金融教育。”
报告批下那天，他立刻联系退休的老教授周伯钊——当年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如今在弄堂里种月季。
“老周，能来教课不？”沈逸风蹲在周家院子里，捧着茶缸。
周伯钊扶了扶老花镜：“教！我抽屉里还收着民国时的《货币银行学》讲义，油印出来就能用！”
地下印刷点在苏州河畔的旧仓库。
老印刷工吴师傅戴着老花镜，油印机“咔嗒咔嗒”响个不停。油墨味混着霉味钻进鼻子，他却像上了发条：“沈行长说要‘保密’，我就把机器搬这儿。每印一页，都得检查有没有夹页、漏字——这是给娃娃们的‘吃饭家伙’，错一个字都不行！”
印刷机的轰鸣中，沈逸风翻看着刚印好的教材。
纸页还带着温度，封皮上“金融基础与实务”六个字，是他连夜用毛笔描的。他摸着书脊，想起昨夜夜校里，年轻队员小林举手：“老师，这公式能用在流动银行的贷款计算不？”
“能！”周伯钊笑了，“你明天去工地，算算工人的津贴现值，再算算三年后的终值——这就是金融的用处。”
冬夜的油灯下，夜校教室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
老教授周伯钊在黑板上写“现值与终值”，粉笔灰落进他斑白的鬓角。
台下，信用社老会计张姐攥着作业本问：“老师，这复利到底咋算？我家娃存钱，说能‘利滚利’，可到底是咋滚的？”
“能滚的。”他轻声说，“等你们学会了，就能帮老乡算清这笔账，帮信用社理好这笔账，帮国家守好这笔账。”
黎明前，沈逸风抱着两摞教材走出印刷仓库。
晨雾里，苏州河泛着微光。他把教材塞进帆布包，轻声说：“老吴，下次多印点——等开春，咱们要去乡下办流动课堂。”
吴师傅挥了挥手里的油印辊：“放心！我这儿有使不完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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