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末的上海，外滩的风里裹着股子燥热，却吹不散央行会议室里的冷意。
沈逸风盯着桌上的“亚洲金融市场监测报告”，指节捏得发白——泰国泰铢三天内贬值15%，印尼盾暴跌20%，国际资本正以日均50亿美元的速度撤离新兴市场。
秘书小吴捧着最新数据冲进来，声音发颤：“沈行长，外汇局刚报：昨天一天，咱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8亿美元！企业结汇量暴跌40%，外资企业在抛人民币资产！”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央行行长老周攥着烟盒走进来，烟灰掉在桌角：“东南亚的雷爆了，咱们这儿也震得慌。刚才财政部来电话，说地方外贸企业已经开始欠薪，出口订单砍了一半。”
沈逸风猛地站起来，走到墙上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图”前，指尖划过那条原本平稳的曲线——最近一周，美元兑人民币已经从6.8跳到6.88，离“破7”只剩一步之遥。
“这不是‘震’，是‘冲’——国际游资在赌咱们守不住汇率！”他转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不是怕的时候，是得‘接招’的时候：资本管制要收紧，外汇储备要顶上去，受影响的企业得扶一把！”
下午两点，外汇交易大厅的荧光屏前，交易员小林的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
他盯着“美元兑人民币”的报价，手心全是汗——刚才十分钟内，汇率从6.87窜到6.89，交易室的电话此起彼伏，都是企业问“要不要结汇”“要不要买美元对冲”。
“小林，稳住！”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老吴拍了拍他的肩膀，“沈行长刚下了指令：启动‘外汇流动性支持工具’，给商业银行提供美元拆借，同时限制短期资本流出——今天之内，必须把汇率稳在6.9以内！”
小林咬着牙敲下一串指令，屏幕上的汇率曲线终于缓缓回落，停在6.885。“暂时稳住了。”他抹了把汗，“但外资还在盯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再冲。”
晚上七点，沈逸风坐在办公室里，翻着各省市的“外贸企业受影响报告”。
桌上摊着温州某鞋厂的求救信：“我们90%的订单是出口东南亚，现在客户拖欠货款，银行又催着还贷款，再撑不下去了！”
他拿起电话，打给温州市长：“告诉企业，央行明天会推出‘外贸企业专项贷款’，利率下浮20%，期限延长到两年——先活下来，再谈发展。”
秘书小吴进来送夜宵，看着他桌上的咖啡杯：“沈行长，您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沈逸风揉了揉眉心，望着窗外的东方明珠：“这不是‘熬’，是‘守’——守的是人民币的信用，是企业的信心，是老百姓的钱袋子。”
他拿起桌上的“应急方案”草稿，“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要告诉全世界：中国有能力稳定汇率，不会让金融危机冲垮我们的经济！”
深夜，外汇交易大厅的屏幕依然亮着。
小林盯着汇率曲线，突然喊起来：“沈行长！汇率到6.87了！外资在买人民币！”
沈逸风快步走进来，看着屏幕上的数字——6.868，比开盘价还低。“好。”他笑了，“这说明咱们的措施起作用了。”
老吴递来一杯热茶：“您看，资本管制的红线守住，外汇储备的弹药打准，企业的信心回来了，汇率自然稳。”
沈逸风端着茶杯，望着窗外的黄浦江：“但这只是开始。东南亚的危机还没结束，国际游资不会善罢甘休。下一场仗，是‘人民币保卫战’——我们要守的，不是一个汇率数字，是中国金融的‘生命线’。”
窗外，黄浦江的水正顺着潮汐缓缓流动，远处的信号塔灯光闪烁。
沈逸风摸着桌上的“应急方案”，轻声说：“明天，咱们接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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