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盛夏，长江沿岸的湖北宜昌被裹挟在湿热的气流中，午后的雷阵雨刚过，空气中弥漫着水汽与泥土混合的味道。傍晚时分，沿江大道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纳凉的老人摇着蒲扇，孩童追跑的笑声与江面的船笛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这座江城惯有的闲适。然而，这份平静在7月14日晚上8点刚过，被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彻底击碎。
宜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办公楼里，支队长杨国华正对着桌上的案件卷宗出神。刚过五十岁的他，鬓角已染上些许霜白，那双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眼睛，总能从纷繁的线索中捕捉到关键信息。办公桌上的搪瓷杯还冒着热气，杯壁上“破案能手”的红字在灯光下格外醒目，那是去年市局表彰时颁发的纪念品。
“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办公室的宁静，杨国华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抓起听筒。“杨支队！天渊宾馆贵宾楼发生重大抢劫案！两名受害人被重伤捆在房间里！”电话那头，西陵区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焦急，背景里还能听到警车的鸣笛声。
杨国华的眉头瞬间紧锁，他抓起椅背上的警服外套，一边快步向外走一边沉声问道：“具体位置？受害人情况？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到！”挂了电话，他对着走廊里喊了一声“备车！”，办公室里正在整理案卷的几名侦查员闻声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集结。
天渊宾馆位于宜昌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是当地有名的高档宾馆，贵宾楼更是专门接待政企要客和外地贵宾的区域。当杨国华带着侦查员赶到时，宾馆门口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群众，警戒线将人群与贵宾楼入口隔开，闪烁的警灯在深色的楼体上投下明暗交替的光影。西陵区分局的民警正在维持秩序，看到杨国华过来，立刻上前汇报：“杨支队，案发在1511房，先期到达的民警已经将两名受害人送往医院，现场保持完好。”
杨国华点点头，戴上手套和鞋套，沿着铺好的勘查踏板走进贵宾楼。电梯上升的十几秒里，他快速在脑海中梳理着高档宾馆抢劫案的常见特征：大多为熟人作案或精准踩点，作案者往往具备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但当电梯门打开，1511房门口的民警掀开警戒带时，杨国华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这起案件似乎和他以往经办的任何一起抢劫案都不同。
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挂在墙上的电视机在疯狂运转，音量开到了最大，嘈杂的电视节目声在密闭的空间里回荡，震得人耳膜发疼。屏幕上不断变换的色彩，将房间映照得忽明忽暗，营造出一种诡异的氛围。杨国华抬手示意技术人员先关闭电视，随着“咔哒”一声，房间陷入短暂的昏暗，只有走廊透进来的灯光照亮了室内的景象。
两张单人床的床板光秃秃地暴露在外，席梦思床垫被整个倒扣在地板上，床垫的边缘还残留着些许纤维。床板上放着两条长长的布袋，仔细一看，竟是用床单撕成布条后拼接而成，长度足有数十米，接口处的打结手法十分规整。“杨支队，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两个床垫下面各压着一个人，都被捆得死死的，嘴也被堵上了。”先期勘查的技术员低声汇报，“两人年纪都大了，脸色惨白，我们怕出意外，拍了现场照片后就先送医院了，现场的其他物品都没动过。”
杨国华蹲下身，仔细观察着地上的床垫。床垫的重量不轻，要将两个成年人分别压在下面，至少需要两名作案者配合。他又走到床板旁，拿起那条用床单拼接的布袋，指尖摩挲着布料的纹理。床单是宾馆统一配备的纯棉材质，撕口处边缘不齐，显然是用蛮力撕扯而成，但拼接时却异常讲究，每一段布条的长度都大致相等，打结的位置也十分牢固。“受害者身份查清了吗？”他站起身，看向身边的侦查员。
“查清了，杨支队。”侦查员立刻递上一份刚整理好的资料，“年纪大的叫文明，63岁，原来是某军区副师级干部，现在是武汉某学院的招生办主任。另一个叫陈珂，55岁，也是那所学院的老师，两人是来宜昌招生的，昨天下午才办理的入住手续。”
“招生办主任？”杨国华的目光在资料上停留了片刻，“他们携带的财物有多少？有没有贵重物品？”
“目前还不清楚具体财物损失，要等医院那边有消息才能核实。不过据宾馆总台服务员说，晚上7点30分左右，1511房打过电话要开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很正常，没听出什么异常。”侦查员补充道，“服务员大概7点40分左右送水到门口，就听见房间里电视声音特别大，敲门没人应，推门一看就发现出事了，赶紧报的警。”
杨国华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大脑飞速运转：从要开水到服务员发现案发，前后不过十分钟。作案者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入室、控制两名成年人、捆绑、翻动财物并顺利离开，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目击者，这绝非普通劫匪能做到的。“手段老道，计划性极强。”他低声自语，“通知技术科，全方位勘查现场，哪怕是一根头发、一个指纹都不能放过。另外，调取宾馆的监控录像，重点查15楼的电梯口和安全通道，还有宾馆门口的进出人员记录。”
接下来的三天，宜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联合西陵区分局成立了“7·14”专案组，杨国华担任总指挥。侦查员们分成多个小组，围绕案发现场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走访。技术科的民警在1511房里反复勘查，从床底到墙角，从电视机到空调出风口，甚至将床垫和床板都拆解开来，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毛发，作案者仿佛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一般。
负责走访的小组也遇到了难题。他们询问了宾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前台、保洁、保安和工程部人员，却没有人能提供可疑人员的线索。15楼的其他房客要么表示案发时在房间里看电视，没有听到异常动静，要么就是外出未归。宾馆门口的监控录像倒是拍到了不少进出人员，但由于案发时间段进出的人较多，且作案者很可能刻意避开了监控死角，排查工作进展缓慢。
“杨支队，按照作案者具备的反侦查意识和熟练手法，我们初步判断是有前科的人员作案，已经排查了全市200多名有抢劫、盗窃前科的人员，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侦查大队的老张汇报道，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这几天几乎没合过眼，“我们又放宽了条件，把有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前科的人员也加进来，再排查了100多人，还是没线索。”
专案组的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桌面上摊满了调查资料和监控截图，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几名老侦查员围坐在一起，眉头紧锁地讨论着案情。“会不会是流窜作案？”老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宜昌本地有前科的人员我们基本都摸透了，这么老练的手法，要是本地人，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而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跟本地相关的线索，不像是本地人干的。”
杨国华没有说话，他拿起桌上的现场照片反复翻看，照片上的捆绑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此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是医院打来的。杨国华接起电话，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挂了电话后，他站起身对众人说：“陈珂醒了，医生说他情况还不稳定，凶手袭击的都是头部、眼部这些要害部位，两位老人年纪大了，经不起刺激。老张，跟我去医院，其他人继续排查监控和线索。”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杨国华和老张换上无菌服、戴上口罩和鞋套，刚要推门进去，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拦住了他们：“杨队长，病人刚脱离危险，意识还不是很清醒，提问一定要简洁，不能让他情绪激动，不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杨国华郑重地点点头：“放心，我们有分寸。”走进病房，陈珂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还连着输液管，整个人显得十分虚弱。听到动静，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到穿着警服的杨国华，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随即又被痛苦取代。
杨国华放轻脚步走到床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陈老师，您好，我们是宜昌市公安局的，想跟您了解一下7月14号晚上的情况，您要是觉得累，就慢慢说。”
陈珂眨了眨眼，艰难地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发出微弱的声音。老张赶紧递过一杯温水，陈珂喝了一小口后，缓了缓气，断断续续地说道：“那天……我们刚看完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大概7点半左右，有人敲门，说……说是宾馆修水管的。老文年纪大了，我就去开门了，门锁刚打开，两个人就冲了进来……”
说到这里，陈珂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眼神里充满了后怕。杨国华连忙安抚道：“陈老师，别激动，慢慢说，他们长什么样？”
陈珂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两个人都拿着尖刀，一把架在我脖子上，另一把指着老文。他们没说话，直接用布把我们的嘴堵上，然后就往死里打我们的头……我被打得晕乎乎的，感觉他们把床单撕成布条，把我们捆起来，还把床垫翻过来压在我们身上……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醒来就在医院了。”
“他们戴口罩了吗？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比如身高、体型、口音之类的？”杨国华追问道。
陈珂皱着眉头回忆了片刻，说道：“没戴口罩……两个人都挺年轻的，个子不高，一个大概1米68左右，另一个1米75上下，都挺瘦的。那个矮一点的，好像会说几句宜昌话，听着有点别扭。”
得到这个关键线索，杨国华和老张对视了一眼，心中燃起一丝希望。他们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见陈珂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便不再多问，叮嘱护士好好照顾后，转身离开了病房。“杨支队，有了口音和体貌特征，排查范围就能缩小了！”老张兴奋地说道。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专案组根据陈珂提供的线索，对宜昌市及周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排查，先后走访了700多名群众，排查嫌疑对象600多人，甚至对有宜昌方言基础的外地人员进行了重点核查，但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可疑人员。半个月过去了，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侦查员们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焦虑。
这天下午，杨国华再次来到医院看望陈珂，顺便取受害人的衣物等物品。当护士将文明和陈珂案发时穿的衣服拿过来时，杨国华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了衣服上残留的捆绑痕迹上。他仔细翻看了几遍，又想起现场照片上的捆绑方式，突然眼前一亮：“老张，你看这个捆绑手法！”
老张凑过来一看，疑惑地问道：“这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普通的捆绑吗？”
“当然不一样！”杨国华的语气十分肯定，“普通劫匪捆人，要么是捆手捆脚，要么就是多绕几圈打个死结。但你看这个，是‘挖尖头笼二倍五花大绑’，这是以前官府对付江洋大盗的手法，非常霸道，一旦捆牢了，自己根本解不开。现在会这种捆法的，要么是军人、公安，要么就是被捆过的，有监狱经历的人可能性很大！”
老张恍然大悟：“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那这么说，作案者很可能有前科，而且是流窜作案，因为宜昌近几年没发生过类似手法的案件！”
“没错！”杨国华立刻说道，“通知专案组全体成员，马上召开案情分析会！”
案情分析会上，杨国华将自己的发现和判断告诉了众人，大家纷纷表示认同。“结合之前的排查情况，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作案者应该是有前科的流窜人员，在宜昌踩点后作案，得手后迅速离开。”杨国华总结道，“现在调整侦查方向，重点排查近三年内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周边省份有抢劫、盗窃前科，且有流窜作案记录的人员，同时联系周边省市的警方，请求协助调查类似案件。”
就在专案组调整侦查方向之际，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通过高科技手段，查到了文明被抢的手机在7月16日有过一次通话记录，这是手机被抢后唯一的一次通话。“通话对象是谁？定位到位置了吗？”杨国华激动地问道。
“通话对象在广东东莞，名叫刘平，是个商人，有过犯罪前科，坐过几年牢。”技术科的民警汇报说，“我们已经联系了广东警方，请求他们协助调查。”
杨国华立刻拍板：“老张，你带两个人马上赶赴广东，配合当地警方调查刘平。记住，一定要秘密调查，不能打草惊蛇！”
老张等人星夜兼程赶到东莞，在广东警方的协助下，很快找到了刘平的公司。经过外围调查，他们发现刘平案发期间一直在东莞，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基本可以排除作案嫌疑。“那他会不会是知情人？或者是作案者联系他销赃？”老张疑惑地问道。
广东警方的片警小李对刘平很熟悉，他说道：“刘平出狱后开了家小公司，生意还不错，就是应酬比较多，人际关系很复杂。要问他7月16号跟谁通了电话，估计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为了不引起刘平的怀疑，小李以走访企业的名义单独找到了刘平。果然，当问到7月16号的通话记录时，刘平一脸茫然：“那天我跟平时一样，要么是谈生意，要么就是跟朋友吃饭，具体跟谁通了电话，我真的记不清了，我手机通话记录太多了。”
老张等人没有放弃，他们陪着刘平一起翻看通话记录，又根据时间线一点点提示他。两天后，当翻到一个陌生号码时，刘平突然说道：“这个号码好像是我狱友刘光打过来的，那天他就说了两句话，没什么事就挂了，我当时也没在意。”
“刘光？他是什么人？现在在哪里？”老张立刻追问。
“他跟我是同个监狱出来的，自称是山东菏泽人，出狱后好像去了湖北，听说在监利县跟一个本地女人结婚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出狱后就没怎么联系了。”刘平说道。
得到刘光的信息，老张等人立刻将情况汇报给杨国华。杨国华判断，刘光有犯罪前科，符合“会特殊捆绑手法”的条件，而且案发后与刘平联系，有重大作案嫌疑。“马上排查刘光的身份信息，找到他在监利县的妻子！”杨国华下令道。
专案组很快查到，刘光的妻子名叫孙某，住在监利县某乡镇。侦查员立刻赶到监利县，在孙某家中提取到了刘光的照片，并将照片带回宜昌让陈珂辨认。当陈珂看到照片时，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还是肯定地说道：“就是他！他就是那天冲进房间的两个人之一！”
终于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专案组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然而，就在大家准备庆祝的时候，杨国华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医院打来的，医生沉痛地说道：“杨队长，文明老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今天早晨去世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杨国华握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文明老人是老革命、老领导，我们没能保护好他，现在必须尽快抓住凶手，给老人和他的家人一个交代！”
侦查员们纷纷攥紧了拳头，眼中充满了坚定的目光。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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