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澞之死，如同一声沉闷的丧钟，在繁华的扬州城内回荡，却未能惊醒高骈沉溺于虚幻长生的迷梦。相反，在吕用之等奸佞的环绕下，他越发深入地陷入了自己构建的神仙幻境之中，淮南镇的根基，正从内部被迅速蛀空。
吕用之，原本只是个籍籍无名、略通些幻术符咒的江湖术士，却凭借巧舌如簧和精心设计的“神迹”，迅速获得了高骈的信任。他声称自己乃道教上仙“吕洞宾”弟子，奉父命下山辅佐高骈成就“仙业”。此等荒诞不经之言，高骈竟深信不疑，待之以师礼，尊称其为“先生”，甚至允许其自由出入节度使府邸最深处的“鹤鸣阁”——那是高骈潜心修道的禁地，寻常将吏根本不得入内。
在吕用之的诱导下，高骈的日常政务几乎完全荒废。他不再升堂理事，不再接见将领，不再批阅公文。终日里，不是与吕用之、张守一等人于鹤鸣阁内焚香静坐、炼丹服饵，便是于庭院中设坛作法，祈求仙真降临。节度使府的庭院中，常常香烟缭绕，符箓遍地，诵经声、铃铛声不绝于耳，不似人间官府，更似一座巨大的道观。
吕用之借此权势熏天。他虽无正式官职，却俨然成了淮南镇的“隐形节度使”。凡军政要事，皆需先经他手。他在高骈身边广布眼线，任何对高骈的进言，尤其是可能不利于他的言论，根本到不了高骈面前。他甚至能随意出入高骈的内室，高骈的姬妾仆从见之，皆需屏息静气，恭敬行礼。
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和迷惑高骈，吕用之及其党羽导演了一出出闹剧。
一日，吕用之煞有介事地对高骈说：“玉皇大帝因公（指高骈）修行精诚，功业甚大，特遣天神下降人间，辅佐于公。望公诚心斋戒，以备迎迓。”高骈大喜过望，立即沐浴更衣，于府内设下隆重香案，日夜跪拜祈祷。
数日后，吕用之便引荐一人前来。此人名诸葛殷，生得鼻歪口斜，满身脓疮，形容极其丑陋可怖。吕用之却对高骈宣称：“此乃玉皇大帝座前掌管天曹瘟疫事务之神，因公务下凡，暂寄居于人体。其貌虽陋，却具大神通，能知过去未来，除灾祛病。”
高骈一见诸葛殷那副尊容，非但不疑，反而更加深信是“天神”特征，恭敬请教。诸葛殷便故作高深，胡言乱语一番鬼神之事，竟与高骈交谈甚欢。高骈甚至不嫌其身上脓血污秽，与之同席而坐，共用器皿饮食。左右皆掩鼻欲呕，高骈却坦然自若，认为这是在与“天神”交流，是莫大的仙缘。自此，诸葛殷也成为高骈座上宾，与吕用之狼狈为奸。
又一日，吕用之找来一名娼妓，让她装扮成仙女模样，于深夜时分，乘坐彩饰画舫，出现在高骈府邸附近的河道上，周围布置云雾效果，并让潜伏好的同伙奏起缥缈仙乐。吕用之则急忙跑去报告高骈：“启禀相公，织女星君感念公之诚心，特降凡尘，欲与公一见！”
高骈闻讯，激动不已，奔至水边，果见一“仙女”绰约立于舟中，云雾缭绕，仙音阵阵。他深信不疑，当即在岸边匍匐跪拜，口称“恭迎仙驾”。那“织女”亦装模作样赐下几句“仙谕”，无非是勉励高骈继续精进修行，他日必登仙榜云云。此后，高骈对吕用之等人更是言听计从，深信自己确乃天命所归的仙种。
凭借这些鬼蜮伎俩，吕用之彻底架空了高骈。他大肆安插亲信党羽于淮南各级军政职位，排斥异己。凡有不依附于他者，轻则贬官罢职，重则诬以罪名，下狱处死。淮南旧将如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等，或因忠直敢言，或因手握兵权可能构成威胁，陆续被吕用之设计铲除。高骈对此不闻不问，甚至有时在吕用之的挑拨下，亲自下令处置这些昔日功臣。
吕用之及其党羽贪得无厌，借机大肆敛财。他们以修建仙坛、铸造神像、采购炼丹药材等名目，疯狂挪用府库公款。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盘剥百姓。扬州富庶，竟被搜刮得民穷财尽，市面萧条，怨声载道。他们还公开卖官鬻爵，谁给的钱多，就能得到好的官职。
更有甚者，吕用之担心有人行刺，从军中选拔骁勇士卒两万人，组成一支名为“莫邪都”的私人卫队，自任指挥使。这支军队装备精良，待遇优厚，只听命于吕用之一人，成为他镇压异己、横行扬州的工具。高骈对此竟也同意，还认为这是“仙师”为保境安民所设。
高骈的侄子右骁卫大将军高澞，便是看透了吕用之的祸心，才冒死上书，却反遭杀身之祸。高澞之死，如同一盆冷水，浇醒了最后一批对高骈尚存幻想的忠贞之士。从此，淮南上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只能眼睁睁看着吕用之等奸佞为所欲为，看着淮南镇这艘巨轮一步步滑向深渊。
高骈的昏聩并不仅限于内政。在外交和战略上，他也因迷信方术而犯下大错。
当时，割据浙西的节度使周宝，与高骈本是亲家（周宝之子娶高骈之女），且同为防御黄巢起义的功臣，本应互为奥援。但吕用之为了独揽大权，防止周宝影响高骈，不断在高骈面前挑拨离间，诬陷周宝有吞并淮南之心。
一次，吕用之假借神仙之名，对高骈说：“据天上谶语，中原即将有大乱，唯有江南可保平安。然其中亦有王者之气，与公相冲者，非周宝莫属。公宜早作打算。”
高骈深信不疑，竟然下令整顿军备，摆出要攻打周宝的态势。他还写信给周宝，言辞傲慢，以“玉皇大帝代言人”自居，称周宝为“地上凡人”，要求其臣服。周宝览信大怒，骂道：“高骈白日飞升成仙了不成？怎敢如此辱我！”自此，两家彻底决裂，甚至兵戎相见。
扬州城内，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而真正的危机，正在城外酝酿。
吕用之的倒行逆施，早已激起军中广泛的不满。尤其是那些被排挤、被剥夺兵权的旧将，以及看到淮南基业将毁而痛心疾首的中下层军官。
其中，庐州刺史杨行密虽远在庐州，却一直密切关注扬州动向。高澞之死、吕用之专权、高骈昏聩、淮南内乱，这一切都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时机。他一方面不断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暗中与扬州城内对吕用之不满的势力取得联系。
而扬州城内，反抗的火种也并未熄灭。俞公楚、姚归礼，以及高骈的族子、牙将高杰等人，早已对吕用之恨之入骨。他们秘密串联，策划兵变，意图诛杀吕用之、张守一等奸党，迫使高骈醒悟。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四月，时机逐渐成熟。毕师铎率领高邮之兵，以“诛吕用之，以清君侧”为名，联合张神剑、郑汉章，尽起高邮之兵，浩浩荡荡杀向扬州。
扬州之乱，至此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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