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砚之看着那张纸上三个潦草的签名，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他回到病房，陈桂兰正靠在枕头上，手里捏着一张小孙子的照片，见他进来，急忙问：“王医生，我儿女们跟你说了吧？是不是下周就能安排手术？”
王砚之喉咙发紧，他蹲在病床边，看着老人眼里的期待，实在说不出“你们儿女要带你出院”的话。最后还是陈桂兰自己察觉到了不对劲，她看着王砚之的表情，手里的照片慢慢滑落到被子上，声音抖了起来：“他们……是不是不想让我做手术？”
王砚之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陈桂兰的眼睛慢慢红了，她没有哭，只是盯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我就知道……建军上个月跟我说，他儿子要交学费；红梅说她房贷压力大；建国说超市要进货……我早就知道，我这病，花钱又麻烦，他们嫌我累赘了。”
出院那天，陈桂兰自己收拾的东西。她的行李很少，只有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那张小孙子的照片。她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墙，皮肤黄得更厉害了，连呼吸都带着一股微弱的腥气。路过护士站时，护士长李姐想帮她拎包，她却摆了摆手，说：“不用，我自己能行。”
她的三个儿女跟在后面，张建军手里拿着车钥匙，不停地看表；张红梅在打电话，语气轻快地跟电话那头说“我妈没事，就是回家休养”；张建国则在跟护士核对出院手续，嘴里还在抱怨“办个出院怎么这么麻烦”。没有人回头看一眼陈桂兰，也没有人注意到她扶着墙的手，已经开始微微颤抖。
王砚之站在办公室的窗户边，看着陈桂兰被儿女们扶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车子发动后，很快就消失在医院门口的车流里。他想起陈桂兰昨天晚上偷偷拉着他的手说的话：“王医生，我不想死，我还想看着小孙子长大，还想再吃一口我自己做的红烧肉。”
那天晚上，王砚之失眠了。他翻来覆去地想，如果陈桂兰的儿女能再坚持一下，如果他们愿意多花点钱，多花点时间，是不是就能留住这个老人的命？可他又明白，在很多家庭里，“孝顺”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词，它掺杂着经济压力、时间成本，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麻烦”——当一个老人失去了自理能力，失去了“有用”的价值，她活下去的权力，竟然要由儿女们来投票决定。
三个月后，王砚之在医院门口的便利店遇到了张红梅。她手里提着一大袋零食，正跟收银员笑着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王砚之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问：“你妈……还好吗？”
张红梅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语气淡淡地说：“上个月走了，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怎么遭罪。”
“没遭罪？”王砚之的声音有点冷，“梗阻性黄疸到后期会全身瘙痒，肝区剧痛，最后会因为肝衰竭昏迷，怎么可能没遭罪？”
张红梅的脸色变了，她往后退了一步，像是被戳穿了什么谎言，声音也提高了：“王医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做儿女的已经尽孝了，我妈走的时候我们都在身边，你凭什么指责我们？”
王砚之看着她，突然觉得无话可说。他想起陈桂兰出院时的眼神，那种带着期待又慢慢冷却的眼神，比他见过的任何重症患者的眼神都要让人心寒。他转身离开便利店，外面的阳光很刺眼，可他却觉得浑身发冷——比起那些深夜病房里的怪谈，比起手术台上的意外，这种被最亲近的人“放弃”的绝望，才是医院里最恐怖的东西。
后来，肝胆外科的护士们偶尔还会提起陈桂兰。李姐说，有一次整理旧病历，看到陈桂兰的检查报告，忍不住哭了：“多好的老人啊，明明能治好的，就这么没了。”
王砚之每次听到这些话，都会想起那个黄疸病房里的下午。消毒水的气味，老人发黄的皮肤，还有她儿女们那些“为你好”的理由，像一根细针，扎在他心里，每次想起，都会隐隐作痛。他开始明白，医院从来都不是一个只治病的地方，这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得出人性里的善，也照得出人性里的冷——而那些藏在“为你好”背后的冷漠，比任何疾病都要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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