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心五那决然北去的背影，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划破了山城清晨的薄雾；也如同一块投入心湖的巨石，在徐渊心中激荡起层层波澜。他在书房默立良久，手中茶盏的余温渐渐散去，唯有杯底的茶渍在晨光中凝成深褐的痕迹。山风穿堂而过，将案头的《拳经》书页吹得哗哗作响，带起的墨香里，还残留着杜心五身上那股淡淡的松烟墨气息。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他低声重复着杜心五临别时的话，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棂上的木纹。这句话在他心头激起的涟漪，比长江的浪涛更汹涌。杜心五以近七旬高龄，尚要北上抗日，自己坐拥西南实业帝国，又岂能只做个偏安一隅的富家翁？
窗外的南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远处传来山民晨起劳作的梆子声，混着江轮的汽笛，在山谷间回荡。徐渊望着庭院里那棵百年黄葛树，枝桠上垂挂的气根随着山风轻轻摇曳，忽然想起杜心五说的“老树盘根”——这树看似老朽，根系却深入岩缝，遇雨则生，逢旱不枯，正如武者的根基。
他转身回到书桌前，檀木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阳光透过雕花窗格，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映得书桌上的端砚泛着温润的光泽。徐渊按下呼叫铃时，铜铃的轻响惊飞了檐下一只灰鸽。
管家周培劳几乎是小跑着进来的，他的灰布长衫下摆沾着露水，显然是刚从后园过来。“先生有何吩咐？”他垂手而立，目光落在徐渊搁在桌上的右手——那只手的虎口处，还留着与杜心五搭手时被老茧磨出的微红痕迹。
“通知下去，”徐渊的声音如同淬火的钢铁，“即刻以最高优先级，电令徐氏实业经理团所有在渝核心成员，”他的指尖划过摊开的渝川鄂三省地图，在重庆、成都、汉口三地各点了一下，“以及各主要领域技术负责人、区域总管，三日后清晨，于总部分会场集合。”他忽然抬头，目光如炬，“有要事相商。”
周培劳微微一怔，随即点头：“是。是否需要准备会议材料？”
“让秘书处整理好最近三个月的财报、各工厂的产能数据，以及西南地区矿产分布图。”徐渊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密报，火漆封印上还留着南京发来的邮戳，“另外，把这份暗子的密报副本分发给参会人员。”
周培劳接过密报时，留意到徐渊的袖口沾着几点茶渍，却不似往日那般在意仪表。他退到门口时，听见徐渊又补了一句：“给杜老先生准备些盘缠和药品，派人暗中护送。”
书房重新陷入寂静，唯有座钟的滴答声在耳畔回响。徐渊望着窗外渐散的薄雾，目光穿过黄葛树的枝桠，投向更远的东方——那里，淞沪的硝烟正隐隐升起。他知道，自己即将启动的计划，将如同一颗火种，在这暗潮涌动的时代里，点燃属于实业家的光芒。
1935年4月23日，重庆城笼罩在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徐氏实业总部大楼矗立在南山脚下，青砖墙面被雨水冲刷得油亮，门口的铜制门环在雨雾中泛着冷光。核心会议室位于大楼顶层，厚重的橡木隔音门紧闭，将外界的雨声与市井喧嚣彻底隔绝，只余下室内凝重的呼吸与纸张翻动的轻响。
长条会议桌是用整块缅甸楠木打造的，桌面被历年摩挲得光滑如镜，倒映着顶灯的光晕。桌旁三十余个座位座无虚席，这些人是徐渊商业帝国的骨架与神经中枢，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职业性的沉稳，眼底却藏着对这场“最高优先级”会议的审慎。
经理团骨干居于会议桌中段的核心位置，与主位的徐渊遥遥相对。何茂才坐在徐渊左手第一位，他穿着件深灰绸缎马褂，领口系着老式盘扣，花白的鬓角梳理得一丝不苟。作为从徐明远时期便跟着打拼的老人，他见证了徐氏从一家纺织行扩张至跨国实业的全过程，面前摊开的总览文件足有三寸厚，边角用牛皮纸包着，密密麻麻的批注里，既有对纺织、航运等老业务的精算，也有对新兴矿场、工厂的规划。他右手边的赵琛则是另一番模样，一身熨帖的浅灰西装，领带打得笔挺，辅仁大学的毕业文凭让他带着新式知识分子的干练。作为外事秘书，他面前的文件夹里夹着英文、德文、日文的电报译稿，指尖正停在一份德国机械厂商的回函上，镜片后的目光透着对信息的敏锐解读。
财务顾问李恭俭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指节在算盘上飞快拨动，算珠碰撞的脆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他面前的账簿用红绳捆着，每一页都写满了蝇头小楷，正核算着各部门提交的预算草案，嘴角因连续的加减而抿成一条直线。后勤管理贺明与物流仓储闫涛坐在稍远些的位置，两人正低声交谈，贺明的手指在一张西南地区交通图上点着——从重庆到昆明的马帮路线被红笔圈出，旁边标注着“雨季延误风险”；闫涛则翻开一本厚厚的仓储清单，指着“棉纱储备量”一栏，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着：“得提前让宜昌仓库备货，长江水位快降了。”
德裔律师汉斯·穆勒坐在会议桌右端，他的黑色西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袖口露出的金表链在灯光下闪了闪。面前的法务文件按国别分类摆放，德国民法典、英国商事法、民国商法各占一叠，每份文件的边缘都用打孔机做了标记，方便快速翻阅。他正用银质钢笔在一份中美贸易合同上批注，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声，眼神严谨得像在法庭上质证。项目执行高康泰与生产维护潘向民则更关注技术落地，高康泰的笔记本上画着工厂流水线的草图，铅笔标注着“装配效率提升方案”；潘向民则捏着块磨损的轴承样本，低声和身旁的机械专家讨论着材质改良，指腹摩挲着轴承上的细小花纹。
技术专家团队坐在会议桌左侧，他们的座位前没有过多文件，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实物样本与图纸。机械专家石志坚面前摆着个拆开的蒸汽机模型，黄铜零件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他正用镊子夹着个齿轮，向旁边的冶金专家米复比划：“这齿面磨损太快，得用铬钢才行。”米复则推过一张矿石成分化验单，上面的化学符号密密麻麻，他指着“锰含量”一栏，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感：“遵义矿的锰纯度够，但运输成本得再压一压。”
化工专家叶斯辛的白大褂袖口沾着几点褐色的试剂痕迹，面前的烧杯里还残留着透明液体，散发着淡淡的乙醚味。他正低头看着一份染料配方，钢笔在“硫化黑”的工艺参数旁打了个问号。医药专家蔡秀波的文件夹里夹着晒干的草药标本，杜仲、当归、三七分门别类，她轻声对农林专家杜子清说：“南川的药圃该扩种了，最近订单里的止血粉需求涨了三成。”杜子清的笔记本上画着梯田的草图，标注着“水稻与油桐套种方案”，闻言点了点头，指尖在“亩产预估”上敲了敲。
情报与风控人员坐在会议桌的最末端，位置虽偏，却像蛰伏的猎手般敏锐。商业情报负责人吴观正面前摊着一叠剪报，《申报》《大公报》《泰晤士报》的财经版面被红笔勾出重点，他正用放大镜看着一则关于日本纺织业扩张的短讯，眉头因发现某个隐晦的数据而微微挑起。风险评估胡鹏生则在一张表格上打分，从“政策变动”到“原料短缺”，二十余项风险因素后都标着概率数值，他用红笔在“日军封锁长江航运”一项旁画了个醒目的星号，笔尖重重戳了戳纸面。
区域负责人沿着会议桌两侧依次落座，每个人面前的水杯里都泡着本地的沱茶，茶汤浓得发黑。北部的黄振宇穿着件防风寒的羊皮坎肩，他的汇报文件里夹着张平津地区的工厂分布图，指着天津纺织厂的位置说：“最近那边的税卡查得严，得找商会疏通。”南部的杨焕则操着一口广东腔，手里捏着张香港码头的装卸清单，语速飞快地说着：“南洋的橡胶运进来了，就是船期比预计晚了三天。”
东部的柯启航带来了上海法租界的消息，他的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电报，上面印着“棉纱价格波动”的字样，声音压得很低：“英美洋行在抛售库存，咱们得趁机囤点。”西部的唐佑毅则更关心川滇边境的矿场，他的笔记本上贴着张手绘的矿洞草图，标注着“铜矿品位”与“运输路线”，说：“昭通的矿脉得加派人手，最近有山匪盯着。”
协调南洋事务的董蕃带着一身海腥味，他的文件夹里夹着张马来半岛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橡胶园与锡矿的位置，正低声和负责欧美事务的罗胜辉交流——罗胜辉的公文包里装着纽约股市的行情表，指着“钢铁期货”的曲线说：“美国那边的价格在跌，或许可以趁机进口一批设备。”
雨声敲打着会议室的玻璃窗，汇成一片持续的白噪音。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投向主位的徐渊，等待着这场会议的核心议题。楠木桌的倒影里，三十余道身影沉默伫立，如同撑起这座实业帝国的钢铁支架，在1935年的风雨飘摇中，预备着迎接一场关乎未来的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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