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翰林因《起居注》“用词不当”而遭廷杖重责的消息，很快在宫内外小范围传开。我听闻后，心中颇为震动。那位翰林我有些印象，是个颇为耿直的年轻人，学问是好的，或许正是太过耿直，才在记录时未能充分“为尊者讳”。
我寻了个机会，向父皇身边的老太监悄悄打听详情。原来，是前几日父皇因一件漕运弊案大发雷霆，斥责官员时言语颇为激烈，甚至带了些市井粗口。那翰林竟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记录了下来。父皇事后翻阅《起居注》，看到那些刺眼的字句，顿时龙颜大怒，认为其“污损圣听，大不敬”，这才有了廷杖之事。
“太子殿下，陛下如今是九五之尊了，这《起居注》是要传之后世的，岂能……岂能那般记载？”老太监低声叹道，“那后生，也是太过迂直了。”
我默然无语。我知道父皇出身寒微，性子急，说话直接，以往在军中、在府衙，大家都习以为常。但如今身份不同，他显然开始格外在意身后的名声和“圣君”的形象。
（承）
这件事像一根小刺，扎在我心里。我并未直接去为那翰林求情，我知道那样做只会火上浇油。但我开始更加留意父皇处理政务时的言行，以及他与臣子们的互动。
我发觉，登基之后，父皇对官员的要求越发严格，尤其是对贪腐和渎职，几乎是零容忍，动辄处以极刑。他勤政到了苛刻的地步，也要求臣子们同样如此。那份曾经的草莽豪气仍在，但更多地被一种帝王的威严和猜忌所笼罩。
一次，我随父皇批阅奏章，看到一份地方官上报祥瑞——某地出现“麒麟”。父皇看后，并未如寻常帝王般喜悦，反而冷笑道：“百姓衣食尚不足，何来祥瑞？此必是地方官谄媚之举！”随即批示，令其如实奏报民情，不得妄言祥瑞。
这件事让我看到父皇务实的一面，但也感受到他对臣子动机的深刻怀疑。
（转）
数日后，我去探望那受伤的翰林。他趴在榻上，伤势沉重，见到我挣扎着想行礼。我连忙按住他。
“殿下……微臣……微臣只是据实直书……”他气息微弱，眼中仍有不解与委屈。
我叹了口气：“父皇励精图治，欲做明君，自然希望青史留美名。你秉笔直书无错，但……或许可更讲究些方法。”我不知该如何解释那种微妙的分寸感。
那翰林似懂非懂。我留下些药材，嘱咐他好生养伤，心中却有些沉重。为君难，为臣亦不易。这帝国的运行，远非简单的令行禁止。
（合）
这件事最终悄然过去。那翰林伤愈后，被调离了翰林院，外放为官。而《起居注》的编纂，似乎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记录依然要求真实，但在措辞上，显然更加“严谨”了。
我通过这件事，对“皇帝”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权力和荣耀，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束缚。父皇在努力适应这个新角色，而我也需要在太子的位置上，学会平衡原则与现实，直谏与婉劝。
就在我沉浸于对朝堂政治的思考时，北方徐达处传来捷报：明军以一部佯攻王保保，主力则出其不意，迅速西进，大败山西扩廓帖木儿于泽潞地区，俘斩数万，扩廓仅率残部北逃！山西门户洞开！
然而，捷报之后，徐达也附上了一层隐忧：王保保在明军西进时，并未全力救援扩廓，反而趁机收缩兵力，加固了其在河北的防务，其意图……似乎更加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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