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学院的梧桐树刚冒出嫩黄的芽。
马伊娜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风里裹着股淡淡的草药香，是教学楼后头那片药圃飘来的。
这味道跟吉隆坡的雨气不一样，闻着心里踏实。她穿了件月白色的衬衫，
帆布包外头别着个竹针盒，红绳拴着的檀木平安符晃晃悠悠，像颗跳得正欢的心脏。
报到那天，系主任翻着她的成绩单，眉头挑了挑：“马来西亚来的学生里，你是头一个主动要进中药实验室的。”
马伊娜手指头摸着包上的平安符，轻声说：“我想把一位前辈没做完的研究接着做下去。”
她没说那位前辈叫刘昌友，也没说行李箱最底下压着本《本草纲目》，封皮上“昌友”两个字被摸得发亮，边角都卷了。
实验室在三楼，朝北的窗户正对着药圃。
马伊娜头回推门进去，阳光斜斜地打在操作台的玻璃罐上，泡在酒精里的黄芪切片舒舒展展，跟当年刘昌友教她处理药材时一个样。
她放下行李就开始数器材，白大褂袖口沾了碘伏都没觉出来，直到指尖一阵刺痛，才看见被碎玻璃划了道血口子，血珠正往外冒。
“用这个。”一只手递过来瓶止血凝胶，声音里带着点上海话的软调。
马伊娜抬头，撞进一双清亮的眼睛里。
男生穿件洗得发白的实验服，胸前铭牌写着“钟仁东”，左眉骨上有颗小痣，笑起来那痣也跟着动。
“这是中药止血膏，比西药温和。”他指着她的伤口，“刘教授以前总说，当医生的，得先护好自己的手。”
“你认识刘昌友教授？”马伊娜的声音突然发紧，手里的凝胶瓶差点掉地上。
钟仁东愣了下，点头说：“他是我导师，三年前带过我的课题。”他拿起操作台的竹研钵，“这还是他送我的，说捣药用竹器，才不夺药材的性子。”
马伊娜看着他磨当归，指腹的茧子蹭过竹壁，动作跟记忆里的刘昌友渐渐重在一起。
她赶紧低下头，怕眼里的湿乎乎被人看见——原来这世上，还有人和自己一样，心里装着同一个名字。
那天下午，俩人在实验室待到天擦黑。
钟仁东说刘昌友带他去黄山采药，说教授总在云雾里认药材，白衬衫被露水打湿了也不管。
马伊娜讲槟城的草药市场，说教授教她用舌尖尝海芙蓉的咸淡，说是“最老的药性检测法”。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药圃里的艾草味飘进实验室，混着俩人的笑声，竟暖烘烘的。
往后的日子，实验室成了他们的地盘。马伊娜会用西医的色谱仪分析中药成分，钟仁东精通老法子炮制，俩人常为“黄芪该不该用蜜炙”吵得脸红脖子粗。
有回马伊娜熬的提取液总沉淀，急得把烧杯往桌上一墩，钟仁东却笑着往里头加了勺姜汁：“刘教授说过，中药讲究君臣佐使，你这方子缺个‘使药’。”
看着浑浊的液体慢慢变清，马伊娜忽然想起刘昌友说的“医道跟茶道似的，得懂调和”。
她抬头时，正撞见钟仁东看她，夕阳透过窗户落在他睫毛上，投下一小片影子。“你笑啥？”她耳尖发烫，赶紧转头整理试管。
“觉得你较真的样子，跟刘教授一个模子。”钟仁东的声音带着笑，“他当年为了测首乌的溶解度，在实验室睡了三天。”
马伊娜的手顿在试管架上。她想起自己带的那把竹骨伞，这会儿正晾在窗边，伞骨缝里还卡着上海的梧桐絮。
原来有些坚持，真跟蒲公英似的，落到哪儿都能发芽。
初夏的一个雨夜，俩人加班调新的培养箱。钟仁东突然指着显微镜说：“你看，加了人参皂苷的这组，衰老速度慢了 17%。”
马伊娜凑过去，发梢扫过他的手背。钟仁东像被烫着似的缩手，却碰到了酒精灯，蓝色的火苗沾上酒精棉，马伊娜吓得一把扑过去盖住。
火灭的瞬间，俩人离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钟仁东的呼吸吹在她额角，带着淡淡的薄荷味——是他常喝的凉茶味儿。
“我喜欢你。”他突然说，声音比火苗还烫人。
马伊娜的脸“腾”地红透，抓起桌上的记录本就往他怀里塞：“瞎胡说啥！”
可转身时，嘴角忍不住往上翘，碎发遮住眼睛都没顾上捋。
打那以后，实验室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钟仁东会在她的操作台放颗润喉糖，因为她总在熬药时呛着。
马伊娜学着煲马来西亚的肉骨茶，用保温桶带到实验室，看他边吹边喝，烫得直吐舌头。
有回系主任来检查，瞅着俩人凑在显微镜前的背影，笑着跟旁人说：“这俩孩子，真像刘教授带出来的。”
深秋的一天，马伊娜整理刘昌友的手稿，发现夹着张泛黄的药方。
钟仁东凑过来看，突然指着其中一味药说：“这‘夜交藤’，其实是首乌的藤茎，刘教授说过它能‘交通心肾’。”
“就跟我们似的？”马伊娜脱口而出，说完又害臊，赶紧低头假装研究药方。
钟仁东却认真点头：“对，就跟我们似的。”
他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白大褂传过来，“刘教授的长生疫苗，咱们一起做完它。”
窗外的梧桐叶正好落下来，贴在玻璃上，像封没寄出的信。
马伊娜看着俩人交叠的影子，突然想起父亲送她来时说的：“有些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寒假前最后一个实验日，马伊娜把份马来西亚的工作邀请函放在钟仁东面前。
“我爸帮咱们联系了国家医学院，”她的手指头绞着实验服的扣子，“那儿有最先进的实验室，还有……”
“还有你熟的气候。”钟仁东拿起邀请函，指尖划过落款处的国徽，突然笑了，“刘教授当年总说，医药没国界。”
他从抽屉里摸出本护照，“我早办好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马伊娜的眼泪“唰”地涌出来，砸在邀请函的“合作研究”字样上。
她想起刚到上海那天，自己对着竹骨伞发呆，以为这辈子都得一个人走；可现在，身边有了个愿意跟她跨过重洋的人。
离开实验室时，钟仁东帮她提行李箱，里头装着那把竹骨伞，还有俩人合写的实验记录。
走到楼下，马伊娜突然停下，指着药圃说：“等咱们成了，就来这儿种满何首乌。”
“还得种凤凰花。”钟仁东握住她的手，往校门口走，“你说过，那是吉隆坡的花。”
路灯把俩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交叠的地方像个完整的圆。
马伊娜看着他左眉骨的痣，突然觉得，刘昌友教授从没真的离开——他留在竹研钵里的温度，留在药方上的笔迹，还有那些没说完的话，都变成了这会儿的星光，照着他们往前走的路。
马伊娜学业结束那天，俩人一起坐飞机回吉隆坡。
飞机降落时，阳光正好。马伊娜瞅着身边的钟仁东，他正跟海关人员说蹩脚的马来语，左眉骨的痣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
她忽然想起好多年前那个清晨，刘昌友在实验室说的最后一句话：“医道这条路长着呢，总得有人接着走。”
现在，他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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