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的争论余音未了，曹丕代汉自立的步伐便已加快。有了韩曦之前稳定局势的功劳，加之士族集团因九品中正制而更加靠拢，曹丕认为时机已然成熟。然而，篡汉自立，终究需要一块“合法”的遮羞布，以减少天下人的非议与潜在的反抗。
此时，已基本卸任、准备前往泰山的韩曦，被曹丕以“国之元老，德高望重”为由，紧急请回洛阳，委以一项特殊而至关重要的使命——主导“汉魏禅让”的全部流程，使其尽可能符合“法理”程序。
“太傅，”曹丕私下里对韩曦恳切道，“汉祚已终，天命在魏，此乃天下共识。然废立之事，关乎礼法纲常，若无章可循，恐惹物议。太傅深通法理，素为天下所重，此事非太傅莫属，望太傅能为新朝奠定万世不易之典章！”
韩曦看着眼前这位急于正名的年轻帝王，心中明了。这既是一次政治任务，也是他践行“法”之理念，为此界秩序变革画上句号的最后机会。他要做的，不是阻止，而是将这次权力更迭纳入“法”的框架内，哪怕这框架只是形式，却也蕴含着秩序的意义。
“陛下既以法理相托，臣自当尽力。”韩曦平静应下。
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首先闭门数日，翻阅大量古籍典章，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到王莽篡汉的旧例，仔细研究其中的仪式、文书、乃至舆论铺垫的每一个细节。他要做的，是设计一套看似完美、环环相扣的“法理”程序。
首先，他建议曹丕，授意左中郎将李伏等人，率先上表，声称发现诸多“祥瑞”，如黄龙现于谯郡、凤凰集于文昌殿等，并引述图谶之言，论证“代汉者当涂高也”即应在魏，从“天命”角度为禅让制造舆论基础。此谓“承天之命”。
其次，他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奏疏范本，让华歆、王朗等一众汉室老臣（实已投魏）以及各路诸侯、刺史、太守等，接连上表汉献帝，陈述汉室气数已尽、魏王功德巍巍、应顺天应人、效仿古圣禅让之礼。此谓“众臣劝进”。
然后，便是最关键的禅让流程本身。韩曦制定了极其繁琐而庄重的仪式步骤：包括汉献帝需三次下诏禅让（以示并非被迫），曹丕需两次上表谦辞（以示并非觊觎），最终在“群臣固请”、“天命所归”的压力下，“不得已”才接受帝位。每一道诏书、表文，韩曦都字斟句酌，力求引经据典，符合古礼，营造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此谓“循礼禅让”。
他甚至注意到了传国玉玺的问题。虽然真正的传国玉玺据说在孙吴手中，但韩曦建议曹丕命人仿制一方玉玺，并在仪式上宣称此乃“受命新宝”，以此象征权力的和平交接与法统的延续。
整个过程中，韩曦以其对典章制度的精通和严谨的逻辑，将一场赤裸裸的权力篡夺，包装成了一场符合古典政治理想、看似充满“礼法”精神的禅让大典。虽然明眼人都知道背后是刀剑与权谋，但这套复杂的程序，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许多中间派，减少了改朝换代的阻力。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在韩曦一手导演下，禅让大典于洛阳郊外受禅台隆重举行。汉献帝刘协将玺绶诏册奉予曹丕，曹丕告天即位，改元黄初，国号大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
当曹丕戴上冠冕，接受百官朝拜的那一刻，天地间似乎有某种无形的枷锁被打破，一股更加凝练、更加磅礴的“新朝气运”轰然汇聚！这股气运远比汉室末年的衰败气运强大、鲜活，代表着一种新的秩序与生机。
端坐在百官前列的韩曦，清晰地感受到了这股气运的奔涌。他怀中的传国玉玺碎片剧烈震颤，如同久渴逢甘霖，贪婪地吸收着这新生王朝的气运。魂海中的星穹法典更是光芒万丈，传递出明确的讯息：【新朝立，秩序更迭，气运鼎革，主线任务最终条件满足！可进行最终收束！】
曹丕称帝，魏朝建立。
韩曦圆满完成了他在此界的最后一项重大使命。他不仅协助曹丕稳定了权力交接，更以“法”的形式，为这次王朝更迭披上了一层相对温和的外衣。
大典结束后，曹丕对韩曦感激不尽，欲加封赏。韩曦却只是淡然一笑，再次呈上早已写好的辞表。
“陛下，新朝已立，法度初成，臣之使命已了。身心俱疲，唯愿归隐山林，静观太平。望陛下成全。”
曹丕见其去意已决，知不可强留，只得厚赐金帛田宅，准其归隐泰山。
韩曦飘然离去，未带走任何荣华，只带走了那方暗藏玄机的玉盒，以及一身已达此界极限的修为和圆满的气运。
新朝建立，气运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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