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旁的1997：一堂刻进记忆里的法学课
1997年的夏天，热烈得格外不同。香港回归的倒计时牌在全国跳动，河南大学铁塔旁的梧桐叶，似也被这份家国热忱染得愈发浓绿。校园里，《我的1997》的旋律随处可闻——食堂广播、宿舍录音机、傍晚散步的小径旁，那句“我的1997年，我悄悄地走近你”，总让师生下意识放慢脚步，眼神里满是对新时代的期盼。
这年5月，河南大学法学院筹备的“名校法学大咖宣讲周”，成了校园里最受瞩目的事。为让学生接触顶尖法学力量，学院联合校办筹备三月，从邀请名单到场地布置反复推敲。要知道，“五院四系”在法学界如同“殿堂”，能一次性请到这些院校的名师，在河大校史上尚属首次。公告栏刚贴出消息，就被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攥着笔记本逐字读着“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名字，路过的老师也忍不住笑着说“你们这届有福气”。
宣讲周前几天，礼堂已满是热闹。每天清晨，学生提前两小时占座，有人搬小马扎坐过道，有人放好书包再回教室早读，连隔壁医学院、文学院的学生，都借着“找法学院同学”蹭课。讲台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用重庆口音把刑法案例讲得像评书；武汉大学教授捧着厚法典，从法理讲到现实，黑板写满板书；每堂课结束，学生围着教授问问题、递纸条、要签名，礼堂门口的阳光里，全是年轻学子对知识的渴望。
5月13日下午，宣讲周迎来高潮——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教授（注：可根据实际姓名调整）要来授课。一周前，“王教授要来”的消息就传遍校园。有人在图书馆见过他编写的《民法学教程》，法律系老师更提前“剧透”：“王教授是国家民法领域‘奠基人’之一，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委员会重要成员，好多重要法律的起草都有他的身影。”这话让座位争夺战更激烈，当天中午刚过，礼堂门口就排起长队，学生揣着问题、抱着笔记本，连后排台阶都被提前占好。
下午两点，王教授准时走进礼堂。他穿熨得平整的浅灰色中山装，拎着旧帆布包，没有前呼后拥，却在走上讲台、扫过全场时，让嘈杂的礼堂瞬间安静——那是岁月沉淀的沉稳，无需言语便让人信服。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王教授，今天不聊高深理论，就说‘法律和老百姓的关系’。”他的开场白没有官样文章，带着北方人的爽朗。从身边小事切入：“食堂买饭票是合同，宿舍借书记是借用关系，这些平常事背后，都藏着民法道理。”为让大家听懂，他举了“祖传花瓶买卖”的例子：“有人卖了祖传花瓶，后来发现是古董想拿回，买方不愿意闹到法院。该怎么判？法律保护的是‘诚实信用’，卖家自愿卖出，不能因发现是古董反悔，这就是民法的‘意思自治’——自己做的选择，就要承担后果。”
台下恍然大悟，法律系学生频频点头记录，文学院学生也悄悄感慨“原来法律不只是条文”。王教授越讲越投入，从“花瓶案”到“邻里宅基地纠纷”，再到“企业合同违约”，每个案例都满是生活气息。讲到兴起时，他走下讲台提问：“你们要是法官，会怎么判？”学生站起来回答，哪怕说得不完整，他也笑着鼓励“思路没错，再想细节”。
两小时很快过去，当法律系李老师宣布“留15分钟互动”时，台下响起小声惋惜——大家都没听够。王教授坐在讲台边，接过纸条戴上老花镜，看到一张纸条时忍不住笑：“这位同学说我是‘民法学大咖’，这可不敢当，我就是个教书的，顶多算‘法学路上的赶路人’。”谦逊的话引来看似，掌声里全是敬佩。
有学生起身问：“您参与立法时最看重什么？”王教授放下纸条认真回答：“最看重‘老百姓能不能懂、能不能用’。法律不是写给专家看的，是给全国人民看的。比如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我们反复讨论‘七天无理由退货’，就是想让老百姓买东西放心，遇事有地方说理。”
互动快结束时，王教授拿起最后一张纸条，笑容慢慢收起。他抬头看着台下，声音沉了些：“这位同学问‘怎么当不辜负良心的法律人’，这问题好，但说清要再讲一下午。时间不够，我把心里话留给法律系同学。”
礼堂静得能听见梧桐叶沙沙声。王教授走到讲台中央：“你们中有人今年毕业要进法院、律所，有人刚入学在背《民法通则》，但早晚都会成为法律人。法律是‘守护盾’——守护国家尊严、社会秩序，更守护老百姓的日子。就像今年香港回归，我们说‘依法回归’，因为法律能定分止争，让国家统一有章可循，这就是法律的力量。”
他的目光落在前排穿法律系系服的学生身上：“尤其想进审判系统的同学，将来手里的笔，比现在的钢笔重得多。你们写的每个字，都关系别人的命运——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团圆，一个企业的存亡，甚至一个人的清白。千万别被‘人情’绊脚、被‘名利’迷眼，更别忘‘为什么学法律’。”
“我知道有人立志做‘包青天’，”王教授忽然笑了，带着理解，“我年轻时也这么想。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将来你们会遇诱惑、遇‘说情的人’、遇‘难办的案’，这时候就得靠心里的‘秤’——这秤就是法律，是良心。”
他对着台下比划：“咱们法律系今年大概500个同学，我想问，30年后你们翻开当年判过的卷宗，有多少人能拍胸脯说‘我没愧过心’？”
没有回答，只有沉默。王教授又问：“50人呢？”依旧没人说话，有学生低下头看笔记本。“30人？”礼堂还是安静，连呼吸都轻了些。
王教授没催，等了几秒轻声说：“就算只有10人能做到，我也觉得值。法律的传承，靠的就是这一个个‘守住初心’的人。我带过的学生里，有人在基层法院当法官，有人在偏远地区做法律援助，他们没名气、没权力，却每天做‘对得起法律’的事。”
“将来你们要是做到了，不管在哪、做什么，都能骄傲说‘我是王教授的学生’——我认你们。可要是做不到，忘了‘维护老百姓利益’，就算当了大官，也别跟人说认识我。”他声音不高，却像石子砸在人心上，“我老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会去菜市场买菜、会遇糟心事，那时候我盼着有个法律人站出来，帮我讲理、护权益。我希望这个人，是你们中的一个。”
下午四点多，讲座结束。王教授收拾好帆布包，在学生簇拥下走出礼堂。阳光斜照在铁塔上，影子拉得很长。有学生追上去要签名，他一笔一划写“坚守法治初心”，抬头笑着说：“记住，别让老百姓等太久。”
那天晚上，法律系宿舍格外热闹。有人讨论案例，有人在笔记本写“30年后，我要做那10个人之一”，还有人把“维护老百姓利益”贴在书桌前。窗外的《我的1997》还在轻唱，而铁塔旁的这场讲座，像一粒种子落在年轻法律人心里——许多年后，当他们成为法官、律师、教授时，总会想起1997年的那个下午，想起穿中山装的老教授，想起那句“别让老百姓等太久”。
那座铁塔，依旧矗立在河大校园，见证一届届学生成长，也见证中国法治道路上，那些不曾熄灭的初心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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