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难时刻，鄂东南道委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重建修武通县，在赣西北与鄂东南交界的崇山峻岭间，重新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这一决策不仅是对革命低潮的顽强抗争，更是对红色政权存续的深刻探索。
革命低潮中的战略选择
鄂东南道委在战略系取了一系列关键举措以保存革命火种。道委与胡梓县党政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组建“提包政府，以流动游击队方式在三界尖周边数十里山地间开展斗争，通过分散部署降低被围剿风险。同时，道委机关全面军事化，按军队建制统一指挥，强化组织纪律性。在军事上，道委组建独立团、独立营充实红三师，并广泛组织民众开展反“清乡斗争，利用地形优势与群众支持展开游击战。这些战略选择使鄂东南成为湘鄂赣革命的最后屏障，为后续抗日斗争保存了核心力量。
1934年的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主力红军第十六师遭重创，根据地陷入游击队战争的困境。修武通县作为连接赣西北与鄂东南的战略枢纽，其政权因叛徒出卖和敌军围剿而瓦解。1935年1月，修武通县委书记黄龙胜叛变，导致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然而，鄂东南道委并未放弃这片红色故土，而是将重建修武通县视为突破敌军封锁、恢复革命力量的关键一步。
从虚墟中崛起的红色政权
1936年1月，鄂东南道委派出成善心、杨裕厚、焦子英、李政清、曹崇绪、陈洪元等骨干力量，再度组建修武通县委。成善心任书记，杨裕厚任副书记兼游击队大队长，焦子英负责群众工作。这一领导班子的组建，标志着修武通县从游击队向正规政权转型。
焦子英重回凤凰山后，针对敌军散布的”红军已败谣言，她组织妇女宣传队用山歌传唱：“焦队长，双枪响，土豪劣绅跪地上；苏维埃，政权稳，穷人翻身把歌唱。”歌声在山谷间回荡，迅速扭转了舆论。
重建工作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敌军清剿频繁，修水、武宁、通山三县交界被划为‘’匪区，敌军与保安团设卡封锁；二是群众基础薄弱，前政权叛变导致民众对苏维埃产生信任危机。为此鄂东南道委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重的策略：
1-军事上：以焦子英率领的游击队为核心，整合修水、武宁、通山三县游击队力量，组建修武通游击大队。通过麻雀战、夜袭战等战术，频繁打击敌军据头。1936年春，游击队在九宫山设伏，全歼武宁民团一个排，缴获了步枪三十余支，震慑了周边敌军。
2-政治上：焦子英提出三不政策---不动员交粮、不摊派费用、不强制参军，同时没收豪绅粮食分给贫农，并拨款购买耕牛农具。这系列政策实施，迅速得到凤凰山革命根据地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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