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沈母训子
入秋后的汴京，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沈砚之刚从户部核完漕运账目，披着蓑衣踏进家门时，就见堂屋的竹椅上坐着个穿粗布蓝衫的老妇人——正是他母亲李氏。
“娘？”沈砚之又惊又喜，慌忙解下蓑衣，快步上前扶住李氏布满老茧的手，“您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让人捎个信？”
李氏抬起头，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些路途的尘土，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竹篮，里面装着半袋红薯干。“给你送点家里的红薯干，顺便看看你。”她打量着儿子，见他官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鬓角还沾着点墨渍，眼眶先红了，“在京里当大官了，倒比在家时清瘦了。”
沈砚之笑着给母亲倒了杯热水：“娘，儿子这是忙得结实，您看这胳膊上的力气，比在家挑水时还大呢。”他挽起袖子亮了亮胳膊，却被李氏一把按住。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李氏板起脸，目光扫过堂屋——靠墙摆着个掉漆的木书架，上面堆满了书；桌上的粗瓷碗里还剩小半碗糙米饭，旁边一碟咸菜，显然是午饭的残羹。她重重叹了口气，声音沉了下来：“我一路打听过来，都说你在京里当大官，住着三进的院子，顿顿有鱼有肉。可你看看这屋，看看你吃的饭，倒像是比在沈家村时还寒酸！”
沈砚之知道母亲的脾气，赶紧搬了张小板凳坐在她面前，垂手听训。
“我知道你刚直，不爱跟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李氏拿起桌上的糙米饭，指尖捻起一粒米，“可娘不是让你学他们贪赃枉法。你当这个官，是为了让百姓不再受咱当年的苦——那年闹旱灾，你爹为了借一升米，给地主磕了三个头；你妹妹饿得直哭，只能嚼观音土……这些，你都忘了？”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娘进京前，村里的二伯还跟我说，‘砚之当了官，可别成了忘了本的白眼狼’。我当时就啐了他一口，说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可我现在看着你这屋，心里反倒发慌——你是不是为了装清廉，连身子都不顾了？”
“娘，儿子没忘。”沈砚之“咚”地跪在地上，额头抵着青砖，“儿子每餐吃糙米饭，是因为想起当年全村人分着吃观音土的日子；这掉漆的书架，是儿子亲手打的，看着它就像看见家里的老槐树，踏实。”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账册，翻开给李氏看：“您看，这是儿子核出来的漕运亏空，光是被克扣的赈灾粮，就够咱沈家村吃十年。儿子要是住大院子、吃大鱼大肉，怎么对得起那些还在挨饿的百姓？”
李氏看着账册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手指抖了抖。她没读过书，却认得儿子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想起他小时候在油灯下抄书，手指冻得流脓也不吭声，心里又疼又愧。
“起来吧，地上凉。”她拉起儿子，眼眶红红的，“娘不是怪你清廉，是怕你太苦了自己。你爹临终前说，‘咱穷，但不能短了骨气；咱富了，也不能忘了根’。你现在这样，娘放心，可也得记得添件衣裳，别冻着。”
“儿子记下了。”沈砚之眼眶发热，“娘，您说的话，儿子想写下来，挂在屋里，天天看着。”
李氏点头：“该写。不光你看，让那些来你这儿的官都看看，咱沈家村出来的人，根扎在哪儿。”
当晚，沈砚之就在堂屋的屏风上挥毫写下母亲的话：“莫学那些贪官，忘了沈家村的苦。”字迹苍劲有力，每个字都透着股执拗劲儿。写完，他对着屏风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额头的红痕许久未褪。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仁宗耳中。三日后，内侍捧着一块烫金匾额走进沈府，上面写着“贤母”二字，落款是仁宗亲笔。
“陛下说，”内侍宣旨道，“沈修撰清廉自守，皆因家教有方。李氏教子不忘本，堪称天下母亲之表率，特赐‘贤母’匾额，赏绸缎百匹，米粮十石。”
李氏站在堂屋中央，看着那块金灿灿的匾额，又看看儿子，忽然抹起了眼泪：“替我谢陛下，绸缎米粮都捐给城外的粥棚吧。咱沈家不缺这些，就缺能让百姓过好日子的念想。”
沈砚之将母亲的话传给仁宗，仁宗听后叹道：“有其母必有其子！沈爱卿有此贤母，难怪能成栋梁。这‘贤母’二字，她当得起！”
后来，沈府的屏风成了汴京的一段佳话。无论新科进士还是老臣，路过沈府总要驻足看看那行字。有人不屑，说沈砚之故作清高；更多人却对着屏风深深一揖——他们知道，那不是作秀，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沉的嘱托，是一个官员对百姓最真的承诺。
深秋的月光透过窗棂，照在屏风上。沈砚之对着“沈家村的苦”几个字，想起小时候母亲把最后一块红薯塞给他，自己嚼着树皮的模样，笔尖在账册上落下的每一笔，都比往日更重了些。
他知道，这屏风上的字，往后就是他的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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