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五年，一个潜移默化却意义深远的变化，开始在帝国的基层社会显现端倪，那便是民间风气的悄然转变。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句话，正在昭德年间的秦帝国，得到初步的印证。
在始皇末年及之前漫长的战乱时期，生存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严酷的法律、频繁的征发、沉重的赋税，将百姓紧紧束缚在生存线上挣扎。人们为了活命，可以铤而走险，可以邻里相争，可以漠视道义。那种环境下，所谓的“礼节”、“荣辱”是一种奢侈品。
而如今，情况有所不同。虽然远未达到“仓廪实”、“衣食足”的理想状态，但至少，大多数百姓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并且是相对安稳地活下去的希望。家中有余粮（即便不多），身上有完衣，不必时刻担心被拉去修建那遥不可及的宫室陵墓，这种最基本的生存安全感，是道德复苏的土壤。
在关中的一些率先推行新政、且风调雨顺的乡县，细心的地方官吏和来自咸阳的暗探们，开始观察到一些细微却可喜的变化：
以往为了争夺灌溉水源或田界，乡邻之间动辄斗殴、诉讼的情形有所减少。虽然矛盾依然存在，但有了官府相对公正的调解（《拨乱反正令》的威慑下，官吏不敢过于偏袒），以及大家都有了基本活路的前提下，愿意坐下来协商解决的人多了起来。
乡野之间，以往那种因贫困和绝望而产生的麻木、冷漠的眼神，似乎也淡化了些许。农闲时分，村落里偶尔能听到一些欢声笑语，甚至能看到老人坐在村口，给围拢的孩童讲述一些古老的、关于孝道、诚信的故事——这些在严刑峻法时代被视为“无用”甚至“有害”的民间教化，正在自发地恢复。
对于官府的政策，百姓虽然依旧敬畏，但不再是全然被动地接受和恐惧。当朝廷颁布减免赋税的诏令，或派遣医者下乡防治疫病时，能真切地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护。这种拥护，远比单纯依靠法律威慑得来的服从，更为牢固和持久。
甚至在司法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些地方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开始尝试在遵循秦律的基础上，更多地考量案情发生的具体背景和人情因素。例如，对于因饥寒所迫而行窃初犯者，在追回财物后，可能不再是一味地施以重刑，而是酌情给予训诫、罚做劳役等相对较轻的处罚，并设法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这种做法，虽然与秦律的严格精神有所出入，但在实践中，往往能更好地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这些变化是零星的、局部的，远未形成普遍风气，帝国的主体精神依然是法家那套严谨、高效甚至冷酷的治理逻辑。但**“仓廪实而知礼节”** 的趋势已然显现。扶苏皇帝推行的仁政，李斯竭力维持的稳定，如同阳光雨露，滋养着这片曾被严霜覆盖的土地，让那些被压抑已久的、属于人伦常情的“**礼节**”之芽，得以悄然萌发。这或许，正是“逆天改命”所追求的，一个更为长久、也更有人情味的盛世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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