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权柄，前所未有地集中于丞相李斯之手。朝野内外，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那位在甘泉宫中静养的皇帝，更多是一个象征，而真正维系着大秦这部庞大机器运转的，是那位每日在丞相府中处理着如山文牍、决断着大小事务的老人。然而，令人敬畏甚至有些不解的是，手握如此权重的李斯，其言行举止，却丝毫不见骄横之气，反而愈发显得沉静、谨慎、如履薄冰。
他的不骄，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对待同僚与下属：李斯在丞相府中，依旧保持着以往的作风。听取下属汇报时，他凝神静听，从不轻易打断。即使对方的意见与他相左，只要言之成理，他也会认真考虑，甚至修改自己原有的方案。他提拔官员，主要看重其能力和政绩，而非是否依附于自己。对于那些因政务失误而受到弹劾的官员，他依法处置，但也会给予申辩的机会，不会因个人好恶而加重惩罚。他从不结党营私，丞相府的门生故吏虽有，但并未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李党”。这种公事公办、相对公正的态度，使得他在朝臣中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威望，而非仅仅依靠权势压人。
对待皇室与内廷：李斯对皇帝扶苏的恭敬，并未因对方的病弱和依赖而有丝毫减退。每次入宫奏事，无论扶苏精神好坏，他都严格遵守臣子礼仪，跪拜、问候一丝不苟。奏对时，语气恭谨，用词谦卑，永远将决策的功劳归于“陛下圣明”或“遵从陛下平日教诲”，而将可能的过失揽于自身“思虑不周”。对于太子，他恪守臣节，尽心教导，但绝不过分亲近，避免给人留下干预储君、图谋长远的印象。对于后宫宦官，他保持距离，既不刻意拉拢，也不无故得罪，只维持必要的公务往来。
个人生活与作风：李斯的丞相府，并未因他的权重而变得更加奢华。他依旧保持着相对简朴的生活习惯，饮食不求精细，衣着但求整洁庄重。他不大肆营建府邸，不蓄养庞大的歌舞伎乐，也不允许家人子弟借他的权势横行霸道。他将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无尽的政务之中。每日案头的灯火，总是燃至深夜。这种勤勉和自律，使得即便是最苛刻的御史，也难以在私德上找到攻击他的把柄。
面对赞誉与功绩：当新政显现成效，如关中粮仓充盈、边关安宁、西域商路渐通时，朝中不乏颂扬丞相之功的声音。然而，每当听到此类话语，李斯总是神色严肃地打断：“此皆陛下仁德感召，上天庇佑，加之百官用命，将士效死，万民勤勉所致，斯何功之有？不过恪尽职守，略尽绵力罢了。”他将所有功劳都归于皇帝、上天和集体，自己则隐于幕后。这种态度，固然有自保的考量，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道理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自身历史地位的审慎。
李斯的权重却不骄，源于他复杂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他亲身经历过吕不韦的权倾朝野与最终覆灭，目睹过韩非的才华横溢与悲惨结局，更深知始皇晚年对权臣的猜忌之心。他明白，在君主专制之下，臣子的权力无论多大，其根源都来自于皇帝的信任。一旦表现出骄矜之态，甚至流露出对权力的迷恋和扩张欲望，那么无论之前有多少功劳，都可能瞬间引来杀身之祸。更何况，当今皇帝虽仁弱，但并非昏聩，朝中亦有蒙恬等忠诚于皇室的力量存在。
因此，他选择了一种极其克制和低调的姿态来行使这巨大的权力。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兢兢业业的“管家”，而非野心勃勃的“主人”。他用谦恭掩饰权势，用勤勉化解猜忌，用法治和程序来规范权力的运行。他追求的，并非一时的煊赫，而是政策的落实、帝国的稳定以及自身和家族的平安。这份在极致权力面前保持的清醒与不骄，正是李斯能够在波谲云诡的秦廷中长期屹立不倒，并得以在扶苏病重期间平稳驾驭帝国航船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也深知，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打破这精心维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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