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熙十四年秋，大唐在李允的默许下完成了权力交接，但这位开国皇帝并未如朝臣期待般退居幕后。
他依旧端坐在太极殿的龙椅上，只是龙袍下的身躯愈发佝偻，批阅奏章时的手也时常颤抖——御医私下议论，陛下怕是撑不过今冬。
然而李允的眼神依旧如鹰隼般锐利，每日早朝必到，连册立太子的大典都坚持全程参与，仿佛要用最后一丝气力握住皇权。
李璟监国后，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西境战役暴露的边防漏洞。
他在幽云增设十二座堡楼，将“五十里一堡”的防御链延伸至漠北边陲，并在堡楼内配备改良型床子弩——这种弩机加装了青铜刻度盘，可精准计算射程，三百步内可穿透三层牛皮甲。同时，他借鉴北宋李允则的屯田经验，在北疆推行“军屯-互市”一体化政策：军屯户除了耕种外，还可与胡人交易，用粮食换取战马和皮毛，既充实了边防储备，又加深了胡汉经济纽带。
军工体系在李洵倒台后并未停滞。
李璟将三大工坊收归中央直管，推行“匠户世袭制”，工匠的子女可免试进入工部学堂学习技艺，优秀者甚至能获得“军工进士”头衔。长安工坊新造的“神臂弩”已在禁军试用，这种弩机采用复合弓臂，射程比传统绞车弩增加了两百步，成为步兵对抗骑兵的利器。
李允虽未正式退位，但已将大部分政务交由李璟处理。
太子监国后，首先整顿了李洵留下的监察体系，将“新政监察院”改组为“御史台分署”，并增设“民情司”，专门收集百姓对政策的反馈。在江南，李璟推行“均田补税法”，将部分官田分配给无地农民，同时提高商人的商税比例，试图缓解土地兼并问题。
然而新政触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关中士族联合江南富商，以“扰乱祖制”为由联名上书，要求废除“均田补税法”。李璟并未正面回应，而是在朝堂上展示了一组数据：新政实施三个月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同比增长了12%，商税收入增加了18%。“朕非要与诸位过不去，”他指着舆图上的红色标记，“但看看这些流民聚集区，再看看扬州码头堆积如山的私盐，诸位难道还想让百姓像五代那样易子而食？”
李瑜在江南推行的“双语学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初，汉家子弟对学习契丹语嗤之以鼻，但随着胡商在互市中的影响力增大，掌握双语的学生逐渐成为商队争抢的对象。李璟顺势在科举中增设“蕃语科”，通过考试者可获得“译官”资格，直接进入鸿胪寺任职。这一政策迅速扭转了社会风气，长安街头甚至出现了汉人孩童用契丹语唱童谣的景象。
在幽云，李璟批准了耶律大石提出的“胡汉通婚免税令”，并设立“融合奖”，对和睦相处的胡汉家庭给予田宅奖励。一位契丹牧民与汉族女子的婚礼上，李璟亲自题写贺联：“马嘶汉地草，人醉胡家酒”，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让幽云地区的胡汉冲突同比下降了70%，军屯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突破百万石。
李允对李璟的新政采取了“默许但不支持”的态度。
他依旧保留着“玉符军权”，所有边防调动必须经过他的朱批。在朝堂上，他时而褒奖李璟的“治世之才”，时而又当众训斥他“过于激进”。这种态度让朝臣们摸不着头脑，只能在两位权力核心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
李璟并非没有察觉父亲的防范。
他将自己的亲卫“玄甲骑”缩编至一万人，并主动将“轻骑应急军”的指挥权交给李允信任的老将。在太极殿的一次密谈中，他跪在李允面前，将“储君玉印”和“定唐佩”一并呈上：“父皇若觉得儿臣难当大任，儿臣甘愿退回幽云，继续镇守北疆。”李允盯着他看了良久，最终将玉印推回：“你以为朕是隋文帝？”君臣二人相视而笑，却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深层次的矛盾。
江南的“均田补税法”虽然增加了税收，却引发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弹，多地出现了“抗税同盟”。在北疆，薛延陀残部虽已遁入漠北，但契丹、女真等部族对“胡汉融合”政策的态度逐渐分化，部分激进派开始暗中囤积兵器。更严重的是，李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李璟尚未完全掌控禁军，一旦老皇帝龙御归天，朝堂很可能陷入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这些危机如同地下的暗流，随时可能冲垮大唐看似稳固的根基。
李璟站在朱雀门上，望着熙熙攘攘的长安街市，心中不禁想起父亲登基时的誓言：“朕要让大唐的光辉照耀万里，让后世子孙皆以生为唐人而自豪。”如今，他离这个目标似乎更近了一步，却又感觉更加遥远。或许，真正的盛世，从来不是靠几个人的雄才大略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而他，不过是这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摆渡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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