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中央红军三军团在乐安湖坪善和乡进行改编，朱德军长和康克清同志也随军驻在善和庵下村。
庵下村有个泥水匠名叫罗敲仔，身边带有一个徒弟，以串村上户做手艺为生。这人忠厚老实，从不到外面招惹是非，可是他的老婆却是个多嘴快舌的泼辣娘子。要是谁家的鸡飞到她园里啄了她的菜，她就搬把凳子坐在大门口，咒呀，骂呀，闹个不得断牵，直叫得喉咙冒烟才肯罢休。因此，村里人都不敢惹她，背地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辣椒嫂”。
一天晚上，敲仔师傅到农会开完划成分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回到家。辣椒嫂一见他这副可怜相，以为丈夫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欺侮，双手往腰间一叉，扯高嗓门叫了起来：“是哪个没良心的欺侮了你啊，快带我去，老娘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敲仔师傅连忙摆手说：“莫发泼啦！这回可不得了，我们家的成分被划为地主哪！”辣椒嫂一听傻了眼，靠在墙上发呆。一连几天，辣椒嫂都不敢像以前那样发泼了，碰到人总是低着头走开。敲仔师傅被划为地主成分，村里人都认为是划错了，还算敲仔师傅的人缘好，有的人跑来悄悄地告诉他，要他去朱军长面前申诉一下。敲仔师傅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隔壁陈大嫂也为这事打抱不平，她悄悄地对辣椒嫂说：“红军是按政策办事的，你还不快点去找朱军长说一下。”辣椒嫂经陈大嫂这么一指点，心里顿时豁亮了，她拿定主意去告状。告谁呢？她知道要告的是她曾经得罪过的一个农会干部。
第二天，天蒙蒙亮，辣椒嫂梳好头，拔脚就一直往村头走去。
这天，朱军长的警卫员小徐在门口站岗，辣椒嫂急步走到大门口。小徐立即拦住她：“干什么的？”“告状来的，我要······”“有证明么？”“没有。”“没有证明不能进去！”
正当小徐和辣椒嫂争吵不休时，康克清同志一眼就看出这个妇女是辣椒嫂，就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笑地说：“有什么事呀？”辣椒嫂说：“我要找朱军长告状，可他·····”“不要急，不要急，到屋里去谈吧！”康克清热情地把辣椒嫂带到屋里去见朱军长。
辣椒嫂进屋一见朱军长，便诉说开了。因为讲的是一口湖坪土话，再加上哭哭闹闹，说了半天，朱军长没有听懂她说些什么。
“不要哭，慢慢说，把情况讲清楚嘛！”朱军长在旁，一边耐心地劝导，一边用笔记本把她讲的话全部记上，好不容易等辣椒嫂说完，朱军长又安慰她：“你先回去，我去调查调查。我们红军办事是实事求是，有错就改嘛！”
朱军长把辣椒嫂送走后，把笔记本贴在胸前，一手托着下颌，在屋里踱来踱去。这时，康克清同志对朱军长说：“自从提出反对富农路线后，又反中心县委的“右倾＇，农会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差了。有的人在划成分时以种种借口扩大打击面。”对康克清同志说的一席话，朱军长反复地加以思考后说：“事情确实是这样，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能丢呀！”
午饭后，朱军长和康克清同志来到庵下村和人们扯家常，了解情况。晚上，他亲自召开农会干部会，在会上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不能把朋友推到敌人那边去，掌握政策决不能感情用事，感情决不能代替政策。对于划成分的问题，凡是划错了的要纠偏！”
十天过后，朱军长到外地视察工作回来又亲自到庵下村。农会干部汇报了工作后，朱军长又问：“罗敲仔的成分如何？”农会主席回答：“已纠正了。”“是什么成分？”“富农！”“划他家富农成分根据什么？”“他雇工剥削！”“他雇长工从事什么主要劳动？”“有时作田，有时做工！”“我不是问有时，而是主要从事什么劳动！”
这时，农会主席老王起来说：“罗敲仔是个手艺人，他带了一个徒弟，农忙时帮着田里做农事，农闲时就跟着敲仔师傅学手艺。”“对，群众反映敲仔的老婆快嘴长舌，爱管闲事，得罪了你们，你们就借着批“右倾”的机会，用个人的恩怨来代替政策，先划他家地主，后又揪住不放，不讲实事求是，硬给他戴一顶富农帽子，你们把师徒关系当成雇工剥削关系，这样不行啊！”朱军长一席话，使农会干部猛醒过来，对错划罗敲仔的成分之事深感内疚。
几天后，朱军长听说农会干部把罗敲仔的成分降为手工业，把没收的东西全部退还了他，又亲自到庵下村来，开了个农会干部会。会上，他笑着对大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不能丢，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一天，辣椒嫂满面笑容提着一只老母鸡来谢朱军长。朱军长一见她来了，便迎上去笑着说：“你告的状，告准了。”辣椒嫂翘起大拇指说：“红军办事讲事实，刮刮叫！”说罢，把鸡放在朱军长面前说：“这只鸡送给您补补身子。”朱军长将鸡提起送到她手里，严肃认真地说：“你把鸡拿回去，留着生蛋换油盐吃吧。”辣椒嫂执意要朱军长收下。朱军长耐心地对她讲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也不能违反的道理。这样，辣椒嫂只好提着鸡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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