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阿福把登记簿抱进讲堂时，林昭正站在桌边翻看排课表。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课程，可算来算去，算学、医卫、机关三科的老师还是不够用。昨天报了名的孩子里，有二十多个点名要上李石头的几何课，可一个班最多只能收八人，再多就没人手带实操了。
他抬头问阿福：“昨晚睡得怎么样？”
“没睡。”阿福搓了搓脸，“我数了三遍，现在咱们有十一门新课要开，可能教这些课的先生加起来才七个，还都兼着好几门。”
林昭点点头，把笔放下。展台还没拆，外面地上还留着孩子们画水车结构的粉笔印。百姓送来的鸡蛋堆在窗台上，有人放了一小袋米，上面贴着纸条：给先生们煮粥喝。
这说明书院被认可了。但认可之后，问题更急。
人多了，课跟不上，学生来了也学不好。这不是名声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
他走出讲堂，迎面碰上周夫子。老人手里拿着一份学生交来的《田亩核算作业》，眉头皱着。
“怎么了？”林昭问。
“这孩子算错了三厘地，不是他不会，是没人手一个个改题。”周夫子叹气，“以前一人教百人，靠背书听讲就行。现在你们这课，每一步都要练，每一题都要批，光有热情不够啊。”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们就去找人。”
“找谁？”
“天下所有会这些东西的人。”林昭看着远处正在扫院子的学生，“不一定是进士，不一定是官学出身。只要他懂，只要他愿意教，我们就请。”
周夫子愣了一下：“你这是要打破规矩。”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林昭说，“孩子等不起，我们也没时间慢慢等科举出人才。今天就开始，你负责北线，我去南边，分头走，一个月内，带回十位真本事的先生。”
当天下午，两人就定了名单。目标不是大城书院，也不是朝中退隐官员，而是那些藏在民间的能人——镇上算账的老账房、乡间行医的土郎中、深山里研究历法的老秀才、甚至商会里精通《九章算术》的商人。
林昭第一站去了临溪镇。
镇上有位姓陈的老者，六十多岁，一辈子在商号当账房，写过一本手抄的《市廛算法》，讲的是如何用珠算快速核清粮税、分摊工钱。很多人拿它当工具书用，但从没人想过请他当先生。
林昭带着书上门时，老人正在院子里晒药。
“您这本书，我让学生试用了。”林昭把一叠纸递过去，“他们用您的方法重新算了去年全县的水利分账，发现原来多收了三百二十七石米。”
老人手抖了一下。
“这……这怎么可能？”
“因为原来的算法太粗，按户头平摊，不管田地远近、用水多少。”林昭说，“您这个‘加权核算’法，考虑了距离、坡度、灌溉频率，才算准了。”
老人坐下，一页页翻学生的作业，眼眶红了。
“我教了一辈子算盘，教的都是掌柜防伙计贪污。”他声音发颤，“从没想过，还能帮穷人算明白自己该交多少粮。”
林昭跪下，行了拜师礼。
“我不是要您做客卿，是要您做算学主教。每天两节课，带学生做真实账目，教他们怎么不让官府多收一粒米。”
老人扶起他，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回了一句：“我跟你走。”
与此同时，周夫子进了南山。
他在一处茅屋前找到了原国子监博士孙怀礼。此人十年前因反对八股取士被贬，隐居山林，种菜读书，不再过问世事。
周夫子说明来意，对方冷笑：“你们搞的那个书院，是不是连《论语》都不背，整天摆弄木头轮子？”
“我们背《论语》，也教孩子造水车。”周夫子拿出几份材料，“这是学生写的《农具改良图说》，这是疫病防控记录，这是用杠杆原理设计的独轮车图纸。”
老人翻着翻着，停住了。
“这孩子说，他爹挑担压坏了腰，所以想做个省力的架子……”
“对。”周夫子说，“他们不光想，还动手做了。做好了，全村人都在用。”
孙怀礼站起身，走到院外，望着远处山坡上挂着的简陋引水槽。
“我以为天下再没人关心民生实务。”他低声说，“原来还有人在做实事。”
三天后，他跟着周夫子下了山。
消息传开，陆续有人主动来投。
有个游方医生，专治小儿惊风，走过十二县，救过上百个孩子。他听说书院要设医卫课，连夜赶过来。
“我不识字，讲课怕讲不好。”他说。
“你就讲你怎么认病、怎么用药、什么时候该烧开水消毒。”林昭说，“这些比背《黄帝内经》重要。”
还有一个老工匠，曾在工部干过三年，后来因直言被逐。他会做机关锁、水力磨坊，还会修桥。
“我这种人，也能教？”他问。
“你不教，谁教？”林昭说，“阿福现在能建石桥，就是看了你当年留在驿站的一张草图。”
半个月内，九位新先生到齐。
可人来了，问题又变了。
算学先生瞧不上医卫课，觉得“治病靠运气，不算真学问”；机关师嫌儒生只会念书，说“你们懂什么叫承重结构吗”；连那位老账房都嘀咕：“让女人学算账，将来管了家产，岂不是乱套？”
矛盾在第一次集体备课时爆发。
有人提议先开《四书》通讲，立刻被商人出身的算学先生顶回去：“学生每天只有四个时辰上课，先学有用的！”
“有用？”儒生冷笑，“不读圣贤书，心性不正，本事越大越危险！”
眼看吵起来，林昭没拦。
他让每个人站起来，说说自己为什么愿意来教。
老账房第一个开口：“我孙子饿死那年七岁。他娘被人骗了卖粮的钱，因为不会算账。我要教孩子，别再吃这个亏。”
游医接着说：“我在路上见过五个产妇死于感染。她们不是没钱，是不知道要洗手、要煮器械。我来，是不想再看见那种眼神。”
最后轮到那位女医，她说：“我当稳婆三十年，接生两千多个孩子。有人说女子不能登堂讲课，可谁家生孩子，不是女人在撑着？”
屋里安静了。
林昭站起来，声音不高：“我们不是要培养状元，是要培养能解决问题的人。老师不分贵贱，学生也不分男女。谁能让百姓少受苦，谁就有资格站在这里。”
第二天，书院正式宣布设立“共研堂”，每周一次，各科老师一起讨论课程融合。算学课开始教医疗统计，医卫课加入基础算术，机关课讲力学原理时，连儒生都听得认真。
又过了五天，林昭站在回廊下，看见新来的算学先生正拿着一根竹竿，在沙地上画赋税分配图。几个原本看不起他的秀才，蹲在旁边记笔记。
另一边，女童围成一圈，听老稳婆讲接生经验。有个女孩举手问：“如果血流不止怎么办？”老人没答，而是让她们回去查《医卫手册》第三章，并提醒明天带模型练习缝合。
阳光照在讲堂门口，新刻的教师名录挂在墙上。名字后面写着他们的来历：账房、游医、工匠、商人、隐士……
没有一个是进士。
但他们教的东西，正在改变一群孩子的命运。
林昭转身想进屋，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周夫子走过来，看着满院忙碌的身影，轻声说：“你说得对。师者，不在出身，而在用心。”
林昭没回答。他只是抬手指了指东边教室。
那里，新来的机关师正带着学生组装一台更大的水车模型。木齿轮咬合的瞬间，带动竹管喷出一股清水，洒在刚翻过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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