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秋天，莫斯科的冬季尚未到来，政治的寒意却比秋日的风更加刺骨。基洛夫遇刺案的余波未平，在送走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后，斯大林已经下定决心，要借这个机会，彻底肃清党内的反对势力。
“同志们，”斯大林开口了，声音打破了会议室的沉寂，“基洛夫同志的鲜血告诉我们，党内的反peвoлюцnr分子依然存在，他们潜伏在我们的身边，随时准备发动进攻。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将这些敌人一网打尽！”
“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立刻附和道，“这些反peвoлюцnr分子罪该万死，他们破坏peвoлюцnr事业，杀害我们的同志，我们必须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
其他中央委员也纷纷表示赞同。在当时的氛围下，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没有人敢流露出丝毫的犹豫。所有人都清楚，斯大林的意志就是最高指示，违抗他的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审理与基洛夫遇刺案相关的案件。
特别委员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对嫌疑人进行逮捕、审讯和处决。没有被叶若夫搞掉的亚戈达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清洗运动的实施，由贝利亚的内务部予以辅助。
清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们如同幽灵般四处游荡，他们拿着名单，挨家挨户地搜查。无论是政F官员、军队将领，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只要被怀疑是“反peвoлюцnr分子”，就会被立刻逮捕。
1935年的莫斯科秋意正浓，伏尔加河的水波带着凉意拍打着堤岸，街头的椴树叶片簌簌飘落，却无法驱散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政治阴霾。基洛夫遇刺案的血色余痕未消，克里姆林宫的一道道指令如冰冷的锁链，将整个苏联拖入了肃反的漩涡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亚戈达手中的权力空前膨胀，而这场清洗运动的走向，早已在斯大林的意志中定下了基调。
亚戈达站在内务部的办公室里，指尖摩挲着那份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下发的绝密名单。名单上的名字寥寥数页，却个个分量十足——“新反对派”、对集体化政策公开质疑的高官，甚至包括几位曾与斯大林政见不合的老布尔什维克，比如季诺维也夫。
斯大林在召见他时，眼神锐利如鹰：“亚戈达同志，组织和人民信任你，这场肃反的目标只有一个——清除那些潜藏在peвoлюцnr队伍中的蛀虫。记住，只针对特定对象，不许牵连无辜，更不能引起民众恐慌。”
这番话如警钟在亚戈达耳边回响。他深知，自己能在叶若夫的步步紧逼下保住位置，全靠斯大林的信任，若稍有差池，不仅乌纱帽难保，甚至可能性命堪忧。
但“特定对象”的界定，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中逐渐变得模糊。亚戈达明白，要精准打击名单上的人物，就必须从他们的社交圈、工作网中层层剥离，而这个过程，注定会掀起一场“宁可错抓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风暴。
清洗运动的大幕拉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色轿车在莫斯科的街头穿梭，车身上的红色五星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内务部士兵戴着蓝边帽，怀揣着名单和逮捕令，如同人机般行走在各个角落。
与外界传言的“滥捕滥杀”不同，亚戈达对普通民众有着严格的约束——严禁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工人、农民和普通职员，即使接到举报，也必须经过三轮核查才能采取行动。
莫斯科近郊的一家农机厂内，工人伊万诺夫因在车间里抱怨了一句“集体农庄的粮食分配不合理”，被车间主任举报“传播反苏言论”。
特务们迅速赶到工厂，但并未直接将伊万诺夫带走，而是先调取了他的档案，询问了他的同事和邻居，甚至核查了他近三年的政治学习记录。最终发现，伊万诺夫只是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平日里工作勤恳，那句抱怨不过是一时的牢骚。
亚戈达接到报告后，当即批示：“纯属无心之语，不予追究，告诫其注意言行即可。”这样的案例在各地屡见不鲜，亚戈达用铁腕手段约束着手下的特务，确保清洗运动的矛头始终对准“特定人员”，而非无辜民众。
但对于名单上的“目标人物”，亚戈达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宁可错抓，绝不放过。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少将，只因参加过“新反对派”的会议，便被列入了“重点怀疑名单”。
亚戈达没有贸然行动，而是派出了最精锐的情报小组，对少将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秘密监视。他们截获了少将的私人信件，监听了他的电话，甚至收买了他的贴身秘书。最终，仅凭一封被篡改的“通敌信件”，亚戈达便下令将少将逮捕。
审讯室里，灯光昏暗，刑具整齐地排列在墙角，但亚戈达却严令禁止动用酷刑。他亲自坐镇审讯，拿出那份篡改的信件，语气冰冷地说：“少将同志，证据确凿，你还是主动交代吧。”
瓦列里少将怒目圆睁，大声驳斥：“这是伪造的！我对peвoлюцnr忠心耿耿，绝没有背叛！”亚戈达并不着急，他知道，对付这样的“硬骨头”，心理战远比酷刑更有效。他一一列举出少将与加米涅夫的“交集”，甚至编造了一些“证人证言”，一点点瓦解着少将的心理防线。
清洗运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特定人员”被逮捕、审讯。亚戈达每天都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案件，他的神经时刻紧绷着。他知道，自己就像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被这场政治风暴吞噬。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沿着斯大林设定的道路走下去。
1935年的深秋，莫斯科迎来了第一场冷空气，街头的行人裹紧了衣衫，行色匆匆。内务部的黑色轿车依旧在城市中穿梭，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他们或许会对街头的紧张氛围感到不安，但很少有人会担心自己会被无端逮捕。亚戈达的“乱抓”始终在可控范围内，矛头精准地指向了那些被斯大林视为“眼中钉”的特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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