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朝战俘区域的沉重与复杂不同，第二区域的营房里，弥漫着一种既紧张又充满希望的氛围。
这里关押的是被苏联方面认定为“可改造”的旭日军士兵，他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出身于底层家庭，因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参军，对战争的本质缺乏清晰的认知，也没有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苏联方面为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康米主义思想改造计划，试图通过教育、劳动和思想引导，让他们摆脱军国主义的束缚，成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劳动者。
每天清晨，第二区域的战俘都会按时起床，整理内务后前往广场集合，进行晨练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内容包括《康米党宣言》《资本论》的简化读本、苏联的康米主义建设成就以及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负责教学的是苏联远东军区的政治委员伊万·瓦西里耶夫，他精通日语，曾在旭日留学多年，对旭日的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在课堂上，他没有一味地灌输理论，而是通过对比旭日底层人民的苦难与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用真实的案例唤醒战俘们的良知。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军国主义者欺骗而来的。”瓦西里耶夫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台下的旭日军战俘，“你们的父母在旭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你们却在这里，为了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杀害无辜的苏联人民和蒙古人民，也让自己陷入了战争的深渊。”
他举起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旭日东京街头的贫民窟，孩子们衣衫褴褛，沿街乞讨，而旁边则是旭日军部高官奢华生活的照片。“这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帝国’——一个让少数人享乐，让多数人受苦的帝国！”
台下的旭日军战俘们低下了头，有些人的脸颊涨得通红，有些人则默默流下了眼泪。
22岁的佐藤健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出身于日本广岛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末被征召入伍，临行前，母亲告诉他“要为国家争光”，可到了战场，他看到的却是旭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感受到的却是战争的残酷与绝望。
在诺门坎战役中，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战友被苏联红军的坦克碾压，也看到了旭日军指挥官为了掩盖失败，下令屠杀受伤的士兵和战俘。那一刻，他心中的“军国主义信仰”彻底崩塌了。
除了政治学习，第二区域的战俘还要参与农业劳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在收容所周边开垦荒地，种植土豆、小麦等农作物，修建道路和桥梁，还参与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房屋和工厂。
苏联方面给予他们常规的战俘待遇：每天三餐保证足够的粮食和蔬菜，每月发放一套干净的衣物，定期进行体检，生病了可以前往收容所的医务室接受治疗。
对于表现优秀的战俘，还会给予奖励，比如额外的食物、书籍，甚至可以获得与家人通信的机会。
佐藤健一在劳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劳动场地，最后一个离开。
他努力学习俄语，认真阅读苏联的书籍，逐渐对康米主义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主动帮助身边的战友，向他们讲解自己学到的知识，劝说他们放弃军国主义思想。
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旭日军战俘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主动向苏联方面坦白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错误，甚至有人主动揭发隐藏在战俘中的军国主义分子。
苏联方面对第二区域的战俘进行了第一次思想考核。考核通过的战俘被转移到专门的“改造训练营”，继续接受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为后续融入苏联社会做准备；考核未通过的战俘则被留在原区域，继续接受改造。
佐藤健一顺利通过了考核，当他拿到转移证明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看着窗外生机勃勃的田野，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知道，自己终于摆脱了军国主义的阴影，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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