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黔东南的寒意渐浓，山峦间雾气氤氲。中央红军的铁流，在经历湘江血战的巨大创伤后，终于在这片相对陌生的土地上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
十二月十五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黔东南重镇黎平。这座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古城，暂时成为了疲惫红军的容身之所。十七日，肩负着指挥中枢重任的野战军司令部及军委第二纵队亦抵达黎平。一时间，这座往日宁静的小城，汇聚了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人物与核心机构。
严峻的形势容不得半分懈怠。翌日，即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城内一座颇为气派的宅院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开。与会者包括当时中央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会场内的气氛，与窗外湿冷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异常凝重甚至激烈。
会议的焦点，直指自战略转移以来便困扰着红军的核心问题——下一步去向何方？博古、李德等人依旧固执坚持其原定计划，主张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活跃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在湘西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主张，在经历了湘江惨败后，其脱离实际、罔顾敌情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此一意图，并在北上途中布下重兵，张网以待。若红军依此路线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会议上，教员审时度势，深刻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与黔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坚决反对北上湘西的错误方针。他明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他力主红军应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黔边地区，寻求立足与发展，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根据地。即使在不利条件下，亦应活动于遵义西北地区，而绝不能深入更加偏僻闭塞、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黔西、黔西南乃至云南地区。
会议争论异常激烈，据后来相关领导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最终，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也否决了会上曾出现的折入黔东的妥协方案，正式通过了根据教员意见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这份《决议》意义重大，它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了能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形成战略协同，为了在政治、经济及群众条件上更有利于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并推动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发展，新的根据地应选址于川黔边地区，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决议》要求红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而对尾追的蒋介石中央军及侧翼的湘、桂军，“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若遭遇则坚决打击，以确保向指定地区前进。同时，《决议》也强调要反对悲观失败情绪和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倾向。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实现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党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长征初期军事指挥错误的初步否定。从此，李德那套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开始失灵。这次会议虽只开了一天，未能彻底清算“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全部错误，但它果断调整了红军行动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陷入绝境的危险，为后续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为贯彻会议决议，中央军委于十二月十九日对部队行动作出新的部署，红军总政治部亦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布《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全军上下开始为新的战略目标进行动员和准备。
……
就在中央于黎平城内运筹帷幄、决定红军未来走向之时，红二十一师“定南”所部，亦遵照总部命令，悄然进入了黎平周边地域。
师长秋成率师部及主力，不疾不徐地跟随大部队行动，最终师部驻扎于黎平所，以便及时接收指令。然而，部队的脚步虽缓，秋成的目光却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他深知，黎平会议确定了新的方向，意味着红军将在黔北寻求立足，而眼下，部队经过连续转战，物资消耗巨大，尤其是粮食，始终是悬在头顶的利剑。
他早就通过各团撒出去的“物资侦察连”获悉，黎平虽被一军团轻松占领，但原本盘踞于此、依附黔军的地方民团和豪绅势力，却并没有被彻底清除。这些人如同受惊的兔子，在红军主力抵达前，便已携带着搜刮来的大量粮秣、银钱和物资，仓皇南逃，躲进了黎平以南岩洞、茅贡等地的深山险隘之中，企图避过风头。
“这可是些移动的‘大肥羊’啊……”秋成在师部地图前，手指轻轻点着黎平以南的区域，嘴角勾起一丝冷峻的笑意。沿途他将不少缴获分给了贫苦的苗民，师里存粮也确实需要补充了。这些民团豪绅，平日里欺压百姓，积攒了不少不义之财，此刻正成了红军最好的“补给仓库”。
他早已通过命令，向各团潜伏在外的侦察连和待命的战斗连下达了明确的指令：严密查找这些“肥羊”的藏身之处，摸清其守卫力量和活动规律，找到最佳时机，雷霆一击。既要夺取物资补充自身，也要趁机打击这些地方反动势力，为红军在黎平的活动扫清部分障碍。
各团“物资战斗连“闻令而动。在熟悉山路的新加入的苗族战士带领下，红军战士突袭了几个主要藏匿点。盘踞在岩洞里的民团稍作抵抗便溃散了，留下了大批粮食、腊肉和盐巴。
按照师部严令，缴获的物资被运送到各个苗家村寨进行分发。这时，前几天刚参军的那几十个苗族新战士也被安排到各个分发点担任翻译。
在茅贡附近的一个寨子，六十一团的新战士吴山站在队伍前，用苗语大声招呼着：“阿伯阿婶，兜囊呆咯！囊囊囊兜，囊丢兜咧！“（乡亲们，都出来咯！我们是红军，来给大家分粮食和盐巴！）
{作者找来的一些口音资料，当地人勿喷，跪地感谢}
他刚开口，一位苗族老人就仔细打量着他：“后生家，听你这话音，像是洪州那边的？“
“阿伯耳力好，“吴山露出淳朴的笑容，“我就是洪州潭洞的。“
“难怪听着熟，“老人点头，“前些年我去你们那边换过山货。你们寨子的吴老司是我堂弟的舅公。“
“阿伯，这盐巴要放在干处，用桐油叶包好。“吴山一边分发盐巴，一边用苗语仔细交代。
“晓得咯，“老人接过盐巴，“你们洪州人实诚，说话作数。“
在各个分发点，像吴山这样的苗族新战士用熟悉的乡音搭建起信任的桥梁。虽然他们和当地苗民素不相识，但相同的语言、相似的生活习俗，让沟通变得亲切自然。
年轻的苗族战士们脸上洋溢着光彩，红五星帽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看着乡亲们领到粮食时露出的笑容，他们为自己身为红军一员感到由衷自豪。
“呵吠（谢谢），红军好！“一位老奶奶紧紧攥着分到的盐巴，用苗语连连道谢。
看到本族的子弟穿着军装、说着同样的语言，苗民们的戒心渐渐消融。有孩子好奇地摸着战士们军装上的红领章，苗族战士便蹲下身，用苗语耐心解释这是红军的标志。
分发工作持续了大半天。当各团战斗连返回时，带回的不仅是补给，更有苗民初步的信任。秋成听着汇报，特别注意到苗族新战士在这次行动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他知道，这支队伍正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已在苗岭的沃土中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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