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下灯》专栏在晚报上连载到第十七篇时，我开始遭遇一场漫长的枯水期。
不是没有素材。我的采访本上依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菜市场的喧哗、公园里退休老人独创的太极招式、深夜便利店值班员哼唱的老歌片段。但当我坐在书桌前，试图将这些鲜活的碎片织成文章时，笔下的文字却像失去水分的枯叶，一碰就碎。
主编打来电话，语气温和却带着担忧：“最近两篇，匠气有点重了。”我盯着电脑屏幕上反复删改的文档，第一次对“写作”这件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或许父亲是对的，我所谓的观察，不过是一种浮光掠影的采风，从未真正触及生活的肌理。
我将自己囚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里，试图从故纸堆中寻找答案。线装书页散发着樟木与时光混合的气味，我的指尖拂过那些坚排的繁体字，忽然理解了父亲伏案一生的寂寞与丰饶。某个午后，我正在抄录一段关于本地民俗的记载，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抱歉，打扰了。您用的这本《风物志》，稍后能借我查阅一下吗？”
抬头看见一个戴着白棉布手套的女生，胸前别着图书馆员的工作牌。她指了指我面前那本厚重的志书，眼神清澈而专注。我认出她是古籍部的乔雀，之前因查阅资料有过数面之缘。
“当然，我正好抄完了。”我合上书推过去。
她小心地接过，并没有立刻离开，目光落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那些零散的词句：“您在写老街的民俗？”
“试图在写。”我苦笑，“但总觉得隔了一层，抓不住那种……魂。”
她沉思片刻，从工作台取来一本薄薄的、封面破损的小册子。“这是民国时期本地一位私塾先生的手稿，未经刊印。”她轻轻翻开一页，指着一处褪色的笔迹，“你看，他写中元节放河灯，不写场面多壮观，只写‘一盏纸灯将熄未熄时，烛泪滴入河水的声响，像一句说不出口的告别’。”
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我停滞的思绪。我怔怔地看着那行小字，忽然明白自己缺的是什么——我一直在“描写”现象，却未曾“体察”人心。
那个周末，我再次拜访了写过的修表匠。这次我没有记录他修表的流程，而是问他，经手过最老的怀表背后有什么故事。老人沉默良久，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一块表壳斑驳的怀表：“这是我师父的。他说，时间这东西，修得好零件，修不回错过。”
我重新坐回书桌前，这一次，笔下的文字不再追求结构的精巧与辞藻的华丽。我写修表匠的沉默，写他那双能校准最精密机芯的手，却校准不了生命中那些遗憾的时分。写完时已是深夜，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反复检查，直接点击了发送。
三天后，主编打来电话，开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他说：“邱枫，这篇《修表匠》……很好。”
我没有感到欣喜，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我再次去图书馆，将那本民国手稿还给乔雀。
“谢谢，”我说，“你让我看到了文字背后应有的心跳。”
她微微一笑，低头继续修补手中的一页残卷，动作轻柔得像在触摸一个完整的梦境。
我知道，我的笔墨终于刺破了那层隔膜，触到了生活最真实的纹理。而这场漫长的雨季，似乎也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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