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入东北地界时，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大片的黑土地铺向远方，田埂上还留着未化的残雪，空气里弥漫着凛冽的寒意。周凯裹紧了大衣，望着窗外掠过的厂房和烟囱，心里沉甸甸的——这里是龙国工业的“长子”，是支撑起半个国家钢铁脊梁的地方，可他知道，这片土地未来将面临怎样的阵痛。
“周司长，还有半小时就到鞍钢了。”秘书小刘递过来一杯热水，哈着白气说，“听说鞍钢的方厂长特意组织了工人夹道欢迎，场面肯定大。”
周凯点点头，没说话。他翻着手里的资料，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鞍钢的历史：50年代从废墟上重建，60年代撑起全国一半的钢材出口，70年代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每一页都写着“辉煌”二字，可只有他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辉煌了，这些辉煌的背后，正悄然累积着足以压垮一切的沉疴。
火车到站时，站台上果然挤满了人。鞍钢的方厂长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别着枚“劳动模范”奖章，握着周凯的手使劲摇晃：“周司长，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鞍钢的工人都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围的工人纷纷鼓掌，脸上带着真诚的笑意。他们大多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袖口磨得发亮，手上布满老茧，眼神里满是对“部里来的大官”的期待——听说这位周司长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把一个不起眼的钢渣厂变成了创汇大户，好吧在鞍钢面前钢渣厂确实不起眼，说不定能给鞍钢指条新路子。
周凯被这热情的阵仗弄得有些局促，连忙说：“我是来学习的，鞍钢是咱重工业的标杆，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研究。”
车队驶出车站，周凯隔着车窗打量着这座“钢铁之城”。道路两旁是连绵的厂房，高炉林立，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冷空气中凝成一道道轨迹。但与厂区的“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边的棚户区——低矮的土坯房挤在一起，窗户上糊着塑料布，墙角堆着过冬的煤块，几条瘦骨嶙峋的狗在路边闲逛。
“那片棚户区住的都是工人家属。”方厂长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语气里带着无奈，“鞍钢现在有职工八万多，加上家属，差不多二十万人靠厂子吃饭。住房、学校、医院……啥都得管，压力实在大。”
周凯心里一沉——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一个企业背负了太多社会职能，就像骆驼背上不断加码的稻草，迟早会被压垮。
接下来的三天，周凯没去参加方厂长安排的“汇报会”，也没去看那些“形象工程”，而是带着老陈和小张，一头扎进了生产区。
在炼钢车间，他盯着高炉的出铁口，看着通红的钢水浇铸成粗制钢坯，眉头越皱越紧。“这些钢坯都卖去哪里？”他问车间主任。
“大多卖给国内的机械厂，还有一部分出口到东南亚。”主任挺了挺胸膛，“咱鞍钢的钢坯，量足！”
“精度呢？”周凯追问，“能达到德国或者日本的标准吗？”
主任的脸一下子红了：“精度……差不多就行呗，人家要的就是个量。”
在原料仓库，周凯看着堆积如山的铁矿石，拿起一块掂量：“这些都是进口的？”
“嗯，大多是澳大利亚运过来的，成本不低。”仓库管理员叹了口气，“但咱自己的矿品位低，炼不出高强度钢。”
在职工子弟学校，周凯看到教室里挤着四五十个孩子，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粉笔灰簌簌往下掉。“全校有多少学生？”他问校长。
“三千多，光老师就雇了一百二十个。”校长苦笑，“都是职工家属，厂子不养着不行啊。”
三天下来，周凯的笔记本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鞍钢的管理岗位占比高达30%，远超正常企业的10%；粗制钢坯的利润率不足5%，还不如红星厂一把指甲剪的利润；每年光养活学校、医院、食堂的开销，就占了总利润的四成……
晚上，他在招待所里连夜写报告，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小刘进来送夜宵，见他眼里布满血丝，忍不住说：“周司长，鞍钢是部里的脸面，有些话是不是……委婉点说？”
周凯抬起头，眼神疲惫却坚定：“委婉？等真到了撑不住的那天，下岗工人要吃饭，孩子要上学，到时候再委婉，有用吗？”
他指着报告里的句子：“我必须说清楚，鞍钢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模式上的死结’。靠规模扩张、靠政策扶持、靠牺牲精度换产量，这条路走不远了。”
报告的最后，他写下了三个建议：第一，剥离社会职能，将学校、医院交给地方政府；第二，淘汰落后产能，集中力量研发高强度特种钢，放弃低利润的粗制钢坯；第三，精简管理岗位，推行“能上能下”的竞聘制度，让真正懂技术、会管理的人走到台前。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蒙蒙亮了。周凯把报告装进文件袋，封皮上写着——《关于鞍钢转型发展的紧急报告》。
离开鞍钢那天，方厂长依旧热情地送他到车站，只是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他大概察觉到了什么，却没多问，只是握着周凯的手说：“周司长，有空常来看看。”
“会的。”周凯看着远处的高炉，轻声说，“希望下次来，能看到不一样的鞍钢。”
周凯回头望去，只见那片庞大的厂区渐渐缩小，棚户区的炊烟在晨光中袅袅升起。他知道，自己这份报告，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炸弹——鞍钢是重工业部的骄傲，是无数领导人视察过的“模范企业”，现在他却说“再不改就完了”，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果然，报告送到部里的第二天，王部长就打来电话，语气凝重：“周凯，你这份报告，部里炸锅了。不少老领导说你‘年轻气盛’‘不懂感恩’，说鞍钢为国家立过功，你不该这么‘抹黑’。”
“部长，我不是抹黑。”周凯站在窗前，看着火车外的田野，“我是在救命。鞍钢就像个得了高血压的壮汉，看着结实，其实血管已经堵了。现在不刮骨疗毒，等倒下了，就再也扶不起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传来王部长的叹息：“我知道你是好意。这样吧，报告我先压一压，等那位老人下次开会，我递上去让他看看。”
周凯心里一暖——王部长这是在保护他，也是在给改革争取机会。
挂了电话，小刘小心翼翼地问：“真要跟鞍钢‘过不去’？”
“不是跟鞍钢过不去，是跟‘等死’的想法过不去。”周凯看着远方，“东北的钢铁工人是好样的，他们能在零下三十度的车间里炼钢，能为了赶工期连轴转，他们不该在未来拿着遣散费，站在空荡荡的厂房前流泪。”
他想起钢蛋和铁蛋在东北下乡的照片，想起那些在棚户区里追逐打闹的孩子，想起车间主任脸上既自豪又迷茫的表情。这些人，才是东北工业的根，保护他们，才是改革的意义。
火车继续向北行驶，窗外的黑土地越来越辽阔。周凯知道，前路必然充满阻力，甚至可能招来非议，但他不后悔——有些雷，必须有人提前挑破；有些路，必须有人提前蹚开。
为了那些在高炉前挥汗如雨的工人，为了那些在棚户区里期盼好日子的家庭，也为了龙国工业能真正挺直腰杆，这一步，他必须迈出去。
东北的风，依旧凛冽。但周凯相信，风雪过后，总会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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