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席卷全国的“农转非”浪潮，将无数家庭从熟悉的土地连根拔起，抛入陌生的工业城镇。对于孩子们来说，环境的巨变尚且难以适应，学习上的断层则成了更致命的打击。厂办子弟学校的教学进度和难度，远超他们曾经就读的村小，许多农转非的子女像掉队的候鸟，拼命扑腾却越落越远，渐渐变得厌学、惧学，最终彻底放弃。
一号房的李家，便是这庞大群体中的一个缩影。李坤德和妻子在车间挥汗如雨，指望着三个儿子能靠读书改变命运。老大老二还算争气，虽然学得吃力，但总算能勉强跟在队伍末尾，不至于太难看。可老三李卫军，从踏进校门第一天起，就成了老师眼里不折不扣的“吊车尾”。
数学课上，那些应用题在他眼里如同天书；语文课上，那些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让他昏昏欲睡。他的成绩单永远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老师要求试卷必须拿回家给家长签字，这成了李卫军最大的噩梦。
起初，他还硬着头皮递上去，换来的自然是父亲李坤德的怒吼和母亲的唉声叹气，有时甚至是一顿“竹笋炒肉”。
“老子在厂里累死累活，你就给老子考这几分？你对得起哪个？”李坤德举着卷子，手指都快戳到儿子脑门上。
李卫军梗着脖子，一声不吭，眼神里是混合着恐惧和麻木的逆反。
后来，他“学乖”了。他偷偷观察父亲在工资单上的签名，找来废纸练习，竟也模仿得有六七分像。于是，那些不及格的试卷，开始由他自己“签字”。他战战兢兢地度过了最初几次，发现居然蒙混过关，胆子便越来越大。
纸终究包不住火。一次期中家长会，班主任特意将李坤德留了下来，委婉地提醒他多关注孩子的学习，并拿出了几次考试的试卷作为佐证。
看着那几份熟悉又陌生的、签着自己“大名”的试卷，李坤德的脸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感到一种被亲生儿子愚弄的巨大耻辱，怒火瞬间冲昏了头脑。
回到家，门一关，李坤德的咆哮声几乎掀翻屋顶：“李卫军！你个狗东西！敢自己签字了？啊！老子叫你骗！叫你骗！”
皮带、巴掌像雨点一样落在李卫军身上。母亲在一旁拉扯劝解，却根本拦不住盛怒的丈夫。那晚，一号房的哭喊声和斥骂声持续了很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卫军咬着牙，忍着身上的疼痛，像往常一样背起书包出了门。李家父母以为他去上学了，直到晚上不见人影，找到学校才知道，他一天都没露面。
这下全家都慌了神，亲戚邻居帮着在厂区、附近乡镇找了好几天，音讯全无。李坤德从最初的暴怒，渐渐变成了焦急和后悔。
几天后，李道明他们外线电工检修班，沿着晋江到綦江的线路进行检查。在綦江城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半大孩子，正用一个铁钩子在垃圾堆里翻捡着什么。那身影看着有些眼熟，李道明走近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正是失踪了好几天的李家老三！
李卫军看到穿着工装的叔叔，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想跑，却被李道明一把拉住。孩子又黑又瘦，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但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那里面没有想象中的恐惧，反而有一种野性的、不服管的倔强。
“卫军，你咋跑这儿来了？你爸妈找你找疯了！”李道明又气又心疼。
李卫军抿着嘴，死活不肯说话。
被李道明硬拉回家后，李坤德看着儿子这副模样，又是心疼又是来气，免不了又是一顿责打。这次之后，李卫军似乎“安分”了几天。但父子间的裂痕已深。不久后，因为一次小小的口角，李卫军再次离家出走。
这一次，他被找回来时，李坤德夫妇气极了，也绝望了。为了防止他再跑，盛怒之下，他们用一根麻绳，将李卫军结结实实地用绳子捆在了窗户下，路过的人都能看到他，想让他“丢丢人，长长记性”。
邻居们围过来看，指指点点。有相熟的工友看不下去，劝道：“老李，这是干啥？娃儿也是有脸皮的！”
被绑在窗户下的李卫军，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反而咧开嘴，笑嘻嘻地看着围观他的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有人问他：“卫军，你在外面是咋活下来的？不怕饿死啊？”
李卫军扬起脏兮兮的小脸，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炫耀：“怕啥？我碰到一个捡垃圾的老头，他看我可怜，就让我跟着他一起捡！瓶子、纸板、烂铁，啥都能卖钱！我可高兴了，再也不用上学，不用考试，不用挨打！”
他还得意地指了指自己扔在一旁的破书包：“你看，我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顶新草帽！戴上可‘得劲’了！”
那顶崭新的、与他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的草帽，仿佛是他逃离那个让他痛苦不堪的“正常世界”后，获得的最高奖赏。他看着父母和邻居们震惊、无奈、痛心的复杂目光，脸上笑嘻嘻的，心里或许在喊：你们的世界，我不玩了！
李二也看到了捆在窗户下的李老三，有时候她也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离开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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