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过后的万山县，空气中少了湿热的黏腻，多了几分清爽的秩序。县衙前的空地上，工曹的工匠们正忙着搭建两座新建筑——一座是青砖砌成的澡堂，一座是带着木格窗的藏书楼。刘飞站在工地旁，看着工匠们垒砖、上梁，眼里带着几分笃定：“光有饭吃、有地种还不够，得让百姓活得更体面，心里更踏实，这才是真正的家园。”
公共澡堂先一步完工。它建在清水河支流旁，借着水利工程的渠水引入活水，分了男女两个区域，每个区域里砌着十余个方形浴池，池底铺着光滑的青石板，墙角还留着排水口；外围搭着换衣的竹棚，挂着粗布帘子，每个竹棚里摆着两个木柜，供人存放衣物。开业那天，孙郎中带着几个学徒先去“试水”——渠水通过柴火加热后注入浴池，水温不冷不热，刚合适。他泡在池子里，舒服地叹了口气：“以前在乡下，一年就洗两次澡，现在能天天来，身上干净了，病也少了！”
消息传开，流民们起初还有些拘谨。安置营的张婶带着女儿来换衣时，还攥着衣角小声问：“男女分开洗？真不用花钱？”守在门口的小吏笑着点头：“婶子放心，按工分登记就行，一天一个工分能洗一次，孩子免费！”等母女俩泡完澡出来，头发梳得整齐，身上换了干净衣裳，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舒展——这是她们逃荒以来，第一次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
澡堂很快成了万山县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每天清晨，工匠们下工后就往澡堂跑，泡在池子里聊工坊的活计；傍晚时分，农夫们扛着锄头来，一边搓澡一边说田里的收成；就连军营的士兵，也会轮流来放松，赵青泡在池子里，听着身边士兵说“洗完澡浑身有劲，训练都不觉得累”，嘴角也跟着上扬。为了保持卫生，工曹还定了规矩：每天闭店后用石灰消毒浴池，每周换一次池底石板，流民们都自觉遵守，没人愿意糟蹋这来之不易的“体面”。
紧接着，公共藏书楼也开馆了。它比澡堂更雅致，木格窗上糊着白纸，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架上，照亮了一排排书籍——有苏先生从府城带来的《论语》《孟子》，有李三商队从宣府卫收购的农技书、医书，还有流民捐赠的旧账本、手抄的歌谣集。藏书楼的管理员是蒙学的老夫子，他每天早早开门，把书籍按“经史子集、农医工技”分类摆放，还在门口挂了“抄阅规则”：不许撕页、不许涂改，抄书需自带纸笔，每天限抄两页。
开馆第一天，蒙学的孩子们就涌了进来，围着书架叽叽喳喳。小豆子踮着脚，指着一本画着农作物的书问：“先生，这是种红薯的书吗？”老夫子笑着取下书，翻开给他们看：“是啊，这里面写着怎么选种、怎么施肥，学会了就能种出更多红薯。”孩子们立刻围坐下来，有的看书，有的拿出纸笔抄写，小脸上满是认真。除了孩子，工匠们也常来——孙满仓的徒弟小王，每天下工后就来抄农技书，他说：“以前打铁全靠师傅教，现在看书能学新法子，以后说不定能打出更好的钢刀！”
民间娱乐的兴起，更让万山县多了几分烟火气。刘飞让人在市集旁搭了个“说书台”，招募流民里会讲故事的人当说书人。第一个说书人是个来自江南的老秀才，他把万山的故事编成了话本——从刘飞带领流民守城，到修水利、抗瘟疫，说得绘声绘色。每次开讲，台下都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听到守城时的惊险处，众人齐声叫好；听到抗疫时的艰难处，有人悄悄抹泪。老秀才说：“我以前在江南说书，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现在讲万山的事，才觉得真真切切，这才是咱们自己的故事！”
戏曲也慢慢兴盛起来。流民里有几个曾是戏班的伶人，刘飞让工曹给他们搭了戏台，还让工坊做了简单的戏服和道具。他们演的多是民间故事，比如《牛郎织女》《白蛇传》，也编了新戏《万山谣》，唱的是流民们的生活：“从前逃荒苦，如今有田种；澡堂洗去尘，书楼学本事；听书看戏乐，安稳过日子……”每次演戏，台下的流民们都跟着哼唱，江南来的流民听着熟悉的曲调，北方来的流民跟着学新词，不同地域的口音混在一起，却格外和谐。
有天傍晚，刘飞路过市集，看到说书台前坐满了人，戏台上演着《万山谣》，澡堂里传来阵阵笑声，藏书楼的窗户还亮着灯——这一幕幕落在眼里，心里忽然生出几分感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措，就像一束束微光：澡堂洗去的是污垢，留下的是体面；藏书楼藏着的是书籍，传递的是知识；说书唱戏带来的是欢笑，凝聚的是人心。
夕阳下，孩子们在藏书楼前追逐打闹，说书人的声音顺着风飘远，戏台的锣鼓声敲得热闹。这文明的微光，虽不耀眼，却稳稳地照亮了万山的街巷，也照亮了每个流民的心——他们知道，这里不再只是逃荒的落脚点，而是真正能安身立命、活出体面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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