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完全占领南京。他们在中华门、中山门的城头，升起了太阳旗。
对于城里剩下的，数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近百万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来说，战斗的结束，并不是解脱。
恰恰相反。
死亡的大门，才刚刚为他们打开。
但在我们讲述这场人间地狱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
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座拥有高大城墙的国都里，会留下如此多的、没有逃走的人？
答案，比日军的刺刀，更让人感到寒冷。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十一月底，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
那时，南京城里，不是没有逃难潮。 有门路、有钱的政府高官和富商大贾们，早已通过各种渠道——飞机、轮船、汽车，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和家眷，从容地，撤往了安全的武汉和重庆。
黄包车夫老白，每天在下关码头拉客，他亲眼看见，那些平日里腆着肚子、坐着小汽车的大人物们，此刻，正挤在通往轮船的栈桥上，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与城市共存亡的决绝，只有仓皇和自私。
老白也想跑。他想带着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和刚满五岁的儿子，逃回安徽的老家去。
可是，他跑不了。
首先，是来自官方的“镇定剂”。
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天天在报纸上、广播里，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唐生智，誓与南京共存亡！”
“党国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首都！请广大市民，安心生产，切勿听信谣言！”
这些话，通过报纸的铅字和收音机里的电波，传遍了南京的每一个角落。
老白，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市民，相信了。他们觉得，政府怎么会抛弃自己的首都呢？唐将军，那可是大英雄，他说要死守，那就一定能守住。
这，是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信任，被当成了维稳的工具。
其次，是来自现实的“催命符”。
当城外的炮声越来越近，当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开始疯狂逃离时，老白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他也想带着家人，去下关码头，找一条船回家。
可当他跑到码头时，他绝望了。
一张最普通的、只到对岸浦口的船票，已经被黄牛和那些趁火打劫的官员们，炒到了几两黄金的天价。
几两黄金！
老白摸了摸自己怀里，那几张汗津津的、全部的家当——几张法币，连买一袋米都费劲。他看着那些手里攥着金条、哭喊着往船上挤的人们，又看了看远处江面上，那些只为达官贵人预留的、冒着黑烟的小火轮。
他明白了，这条长江，对有钱人来说，是生路；对他这样的穷人来说，是天堑。
这，是悲剧的第二个层次：腐败，在国难当头时，发了一笔最肮脏的“国难财”。
最终，老白，和数十万像他一样的南京底层市民，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他们选择留下。
这不是因为他们勇敢，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
他们留下，是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被抛弃了，他们，无路可逃。
他们，成了这座不设防的“都城”里，最无助的、等待着未知命运的，人质。
而当十二月十二日，守军最终崩溃时，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扇逃生之门，也被彻底焊死了。
政府，早已跑远了。
军队，已经溃散了。
留下的，是一座失去了所有保护的、赤裸裸的城市，和城里，那近百万，像羔羊一样，惊恐而茫然的市民。
他们，即将为这场赌局的失败，为这个政权的腐朽与失能，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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