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珠山的刺刀，锈了。
上野大队的那肮脏的魂，散了。
日军的撤退，彻底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溃败。
在捞刀河与汨罗江之间，这片泥泞冰冷的土地，成了他们的 “滑铁卢”。
他们在弹药不足、补给断绝的情况下，顶着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炮火，用最后的绝望白刃战企图杀出一条血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这两支部队曾参与长沙攻城，此刻被第三十七军、第五十八军分割包围，尤其是第四十师团伤亡惨重；而负责外围牵制的第六师团，虽未陷入合围，却也因湘江补给线被袭，只能仓皇北撤。
一月十五日，战区天气终于转好。阿南惟几立刻派出最后剩下的十几架飞机，进行低空轰炸，为濒临崩溃的地面部队提供最后空中掩护。同日黄昏，在付出又一批惨重代价后，日军残部终于突破堵击，撤回到新墙河以北的地区。
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部结束。
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足以让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挺起胸膛的胜利账单！
日军方面：第九战区的战后报告称，此役共毙伤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含饥寒、疾病导致的非战斗减员），俘虏日军一百三十九人，缴获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枝、机枪一百一十五挺、火炮十一门…… 这一数据战后引发争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日记中质疑 “薛岳有夸大战绩之嫌”。但即便按日方缩水后的战报（战死 1591 人、战伤 4412 人），结合第三方研究，日军实际战斗减员仍约 2-3 万人，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单次会战歼敌的最高纪录之一。
我方方面：中国军队也伤亡了近三万人。
我们以约 1.5:1 的交换比，取得了一场毋庸置疑的酣畅大捷！
更具说服力的是日军自身的记载：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战后出版的部队史中，承认其下辖的独立步兵第三十八大队，有一个中队近两百名官兵，战后仅剩下三十八名幸存者；第四十师团所属的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突围成功后清点 “战斗兵员”（能持枪作战者），仅剩下五十三人 —— 整个联队伤亡超七成，非战斗人员与伤员虽有七百余人，却已丧失作战能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中国军队的完胜！
而这场胜利最重要、最耀眼的意义，在于它发生的时间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这是整个同盟国阵营在二战初期最黑暗、最耻辱的一个月。
在太平洋，珍珠港的硝烟尚未散尽；
在菲律宾，麦克阿瑟的军队被日军围困在巴丹半岛，补给断绝，已陷入绝境（三个月后，这里将上演 “巴丹死亡行军” 的悲剧）；
在马来亚，英国远东舰队的骄傲 ——“威尔士亲王” 号战列舰和 “反击” 号战列巡洋舰，于 12 月 10 日被日军飞机送入海底；
新加坡，这座号称 “远东第一要塞” 的城市，也即将在 2 月向日本人屈辱竖起白旗。
整个盟军阵营，都笼罩在被日军打得晕头转向的失败阴霾之中。
而就在这时，从遥远、贫穷、已独自苦战十年多的中国内陆，突然传来一声石破天惊的胜利惊雷！
长沙大捷！
这是自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同盟国在整个亚洲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胜利！它像一道刺破黑暗的耀眼光辉，瞬间震动了世界！
英国《泰晤士报》用头版头条报道这场胜利，标题写道：“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
美国总罗斯福亲自给蒋介石发来贺电，称赞中国军队 “取得了同盟国在亚洲战场的重要胜利”，并指出 “此役彰显了中国军民抵抗法西斯的决心，为盟军提振了士气”。
苏联《真理报》也报道了长沙大捷，称 “中国军队的胜利为反法西斯阵营注入了新的力量”。
因为这场胜利，中国真正在同盟国中站稳了脚跟。
它不再是那个只需要被同情、被援助的弱国，而是被证明有能力、有决心与法西斯血战到底的重要力量！
蒋介石的声望也因此达到顶峰：1942 年 2 月，他出访印度协调英印防务；同年 6 月，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世界级领袖人物。
而这一切，都源于长沙城下数万名中国将士的浴血奋战：
源于那个没留下姓名、却死守阵地的 “草鞋排长”；
源于在岳麓山脚下死战不退的葛先才；
源于在影珠山上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无名排长；
他们大多是湖南本地青年，有的刚放下锄头就拿起枪，却用生命守住了家乡，在世界的注视下，挺起了这个民族在最关键时刻的脊梁。
长沙！长沙！
这一声呐喊，不再是悲壮，不再是凄凉。
它是胜利的欢呼，是民族的回响！
它更是在整个远东的黑暗中，绽放出的唯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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