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安羌的胜利，像一颗投入了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了一圈短暂的、却又无比耀眼的涟漪。
英国的报纸，称赞孙立人是“东方的隆美尔”。
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并为此，授予了孙立人一枚宝贵的勋章。
中国军人，第一次，在异国的土地上，赢得了西方盟友，发自内心的尊重。
然而，一场局部战役的奇迹，终究无法，挽回整个缅甸战局的、雪崩式的溃败。
就在一一三团，还在仁安羌，与日军血战的时候，东线的中国远征军主力，已经因为英军的再次不告而别，而陷入了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
由于英军的一路溃退，中国远征军的侧翼，完全暴露。
日军，乘势占领了腊戍，彻底切断了远征军，通过滇缅公路，返回祖国的退路。
入缅作战的约 4.5 万远征军主力，因侧翼暴露、退路被断，陷入了被日军合围的绝境。
五月初，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 5 军军长杜聿明，在与司令长官罗卓英沟通后，被迫下达了第 5 军突围撤退的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不愿下达的命令。
可是，怎么撤？
向东，返回国门的道路已被日军第 56 师团死死堵住；
向南，是日军重兵盘踞的缅甸腹地。
摆在远征军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
一条是向西撤往盟军控制的印度，依托利多基地获取补给；
另一条是向北穿越野人山，这片位于中缅边境、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地图上只有模糊的等高线，当地土着称之为 “魔鬼居住的地方”。
师长孙立人反复向杜聿明陈说：“野人山无粮无水，瘴气能毒死人，撤进去就是全军覆没！撤往印度，有盟军的药品和粮食，能保住这支部队！”
可杜聿明，这位从黄埔一期走出来的传统军人，始终拧着眉头：“军人战败后不入祖国，反而退入友邦领土，何以面对国人？就算死在野人山，也要朝着北方走！”
最终，经史迪威协调，并向罗卓英报备后，孙立人率新 38 师向西撤往印度；而杜聿明则带着第 5 军主力（含第 200 师残部、新 22 师）、第 6 军残部约 3 万人，踏上了穿越野人山的路。
这片丛林，比缅甸战场上的任何敌人都更可怕。
没有道路，士兵们只能用刺刀劈开藤蔓，每走一步都要警惕脚下的沼泽。
有人刚踩上看似坚实的草甸，就瞬间被泥浆吞没，只留下一顶军帽在水面打转；没有食物，出发时携带的干粮三天就见了底，士兵们开始挖野菜、剥树皮，后来甚至煮皮带、啃草根，有的士兵因为误食毒果，口吐白沫当场死去。
那个在入缅时憧憬 “盖瓦房娶媳妇” 的李大个子，是第 200 师的步兵，撤退时染上了疟疾。他发着高烧，冷的时候盖着三床毯子还抖得像筛糠，热的时候又把衣服全脱了，躺在泥地里喊着 “娘，我要吃打卤面”。曾经一米八五的壮汉，几天就瘦得只剩骨头，走路全靠战友搀扶。五月下旬的一个清晨，他倒在一棵榕树下，再也没站起来。战友们给他收尸时，发现他怀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草根，手里紧攥着那支英制斯登冲锋枪，枪身被磨得发亮，是他最喜欢的 “老伙计”。
更要命的是蚂蟥和瘴气。夜里宿营，士兵们躺下时还好好的，天亮醒来，腿上、背上爬满了黑色的蚂蟥，有的甚至钻进伤口里，扯下来就带起一块血肉。
有个年轻的通信兵，腿被蚂蟥咬得溃烂，为了不拖累部队，他趁战友不注意，跳进了湍急的南渡河。
没人知道他最后漂向了哪里，只留下一只漂在水面的军鞋。
瘴气最浓的时候，整个连队走着走着就没了声音，等前面的人回头，才发现后面的士兵全倒在地上，有的已经没了呼吸。
第 200 师师长戴安澜，带着部队负责殿后。他们一路打一路撤，从朗科到茅邦，阻击了日军十几次追击。五月十八日，在朗科的南渡河边，日军的迫击炮弹落在指挥部附近，一颗子弹击穿了戴安澜的腹部。军医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再用绷带紧紧裹住 —— 没有麻药，没有消炎药，戴安澜咬着毛巾，额头上的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往下滚，却没哼一声。
他躺在担架上，仍每天询问部队撤退情况：“主力过了河没有？伤员都跟上了吗？” 五月二十六日，部队撤到茅邦村时，戴安澜的伤口已经溃烂发臭，高烧到意识模糊。弥留之际，他让卫兵把他扶起来，靠在一棵大树上，眼睛望着北边 —— 那里是云南，是祖国的方向。他吃力地抬起手，像是要抓住什么，随后头一歪，永远闭上了眼睛。卫兵在他怀里发现了一张揉皱的地图，云南边境的位置，被他用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
最终，入缅作战的约 4.5 万远征军，只有不到 2 万人活着撤离缅甸。孙立人的新 38 师撤到印度利多时，约 7000 人列队整齐，虽衣衫破旧，却仍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而从野人山走出来的部队，只剩下约 6000 人，大多光着脚、拄着拐杖，有的还带着蚂蟥咬出的伤疤，一见到祖国的界碑，就扑通一声跪下来，嚎啕大哭。
第一次远征，以这样悲壮的方式落下帷幕。
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陆上外援通道暂时中断，但那些埋在野人山的尸骨、那些刻在界碑上的名字，都在悄悄酝酿着未来。
失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反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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