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里火龙，烧毁了竹篱笆，也烧掉了日伪 “军事清乡” 的痴心妄想。然而对于苏中的抗日军民来说，这仅仅只是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更阴险、更持久、也更考验智慧与意志的第二个回合 “政治清乡”，已接踵而至。
日伪在 “军事清乡” 失败后，很快改变策略：不再执着于用篱笆分割 “土地”，而是妄图用更古老也更恶毒的 “保甲制” 分割 “人心”。
这一制度本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付民众的手段，核心是 “连坐”：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一家 “犯法” 则十户同罪；日伪还在此基础上加码，强收 “保甲捐”（每户缴 1 块银元，无力缴纳者被强征为劳工），更要登记 18 至 45 岁男性为 “保丁”，随时供其差遣修碉堡、运物资。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说 “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他们清楚，这不是帮 “皇军” 维持治安，而是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套枷锁。
伪苏北 “清乡” 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该公署专司统筹苏北 “政治清乡”，与日军第六十师团建立联席办公机制，日军负责军事威慑，伪公署负责行政执行）直言不讳地说：“清乡工作之推进，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政治，保甲却占很大的作用。” 这场 “政治清乡”，本质是一场发生在户口本上、门牌号上，发生在每个老百姓家门口的看不见的战争。
苏中四地委（书记吉洛，原名姬鹏飞，是四分区反 “政治清乡” 的核心指挥者）立刻统筹反保甲斗争，各级区委在群众中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贴出 “保甲册，是阎王簿！”“册上录了名，将来跑不成！” 等通俗有力的口号。起初，日伪想推行 “和平编查”，让伪政工团员和汉奸挨家挨户登记户口，可迎接他们的往往是紧闭的大门，以及老百姓冷漠又充满敌意的眼神。
1943 年 7 月 16 日，伪苏北清乡公署与日军第六十师团召开联席会，因 “和平编查” 仅完成 30%，决定全面转为 “武装编查”。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南通县十总店小镇。
七月二十四日，一支由日军第六十师团步兵第 118 联队一部、伪南通县警察大队组成的 “武装编查队” 开进这里。他们将全镇百姓赶到镇中心的晒谷场，架起机枪强制登记户口。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秀才（原型为当地爱国塾师，史料未记载其姓名）站了出来，指着伪区长的鼻子大骂：“我等世受国恩，岂能为尔等汉奸登记造册，供贼驱使！” 伪区长恼羞成怒，当场下令将老秀才拖出去。紧接着，晒谷场上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惨叫声。日伪以为血腥镇压能吓住老百姓，可他们错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喊出 “不当亡国奴！”，紧接着整个晒谷场都响起此起彼伏的愤怒吼声。日军当场开枪，还在小镇里活埋了五十三名手无寸铁的百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十总店惨案”。
可血腥屠杀非但没扑灭反抗火焰，反而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更团结、更有智慧。
当日伪集中兵力对某地区 “强化编查” 时，当地党组织会立刻动员身份公开的党员、干部和青壮年临时转移，只留老弱妇孺在家敷衍搪塞；同时，区队、基干民兵和短枪队会在封锁圈边沿开展 “麻雀战”“狙击战”，不断袭扰日伪。
日伪军一撤离，干部们就立刻返回原地，慰问群众、抚恤救济受难者，还会公祭坚贞不屈的牺牲者。
在靠近据点的地方，军民们更开展了 “两面派” 斗争：先控制 “两面派” 乡保长，让他们对日本人 “慢编、乱编、假编”；等 “编好” 的门户牌贴上去，夜里就动员群众全部烧掉。
第二天，“两面派” 乡长再跑到据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报告：“太君！不得了了！昨晚新四军主力来了，把门户牌全烧了！” 搞得日伪军真假难辨，有苦难言。
八月十七日夜，在四地委统筹下，海启地区启西区委联合周边 22 个乡党组织，发动 3 万余名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 “烧门牌” 统一行动！全区锣鼓齐鸣、人声鼎沸，群众不仅亲手烧掉 1.2 万余张 “门户牌”，还冲进伪乡公所，将日伪辛苦整理的保甲册付之一炬。
合丰镇据点里的日伪军以为是新四军主力来攻，吓得连夜备好船只，差点下海逃跑。
你看，这早已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一场充满智慧与幽默的全民 “人民战争”。
日伪那套看似严密的 “保甲制度”，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彻底成了笑话。
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推行保甲工作，颇为不易。目前所办到者，仅属保甲之躯壳。”
这场 “阎王簿” 上的战争，最终以人民的胜利告终。
但更隐蔽、更致命的 “锄奸” 暗战，已在黑暗中悄然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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