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庄的枪声渐渐稀疏，黎明的曙光刺破还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的潮湿晨雾。
打援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团长廖政国知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战利品” 没有到手，那就是日军指挥官，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独立步兵第六十大队的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
在昨夜混乱的白刃格斗中，三泽金夫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职业战争贩子，展现出极其顽固的战斗意志。他亲自挥舞军刀，组织残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最终在一次近距离肉搏中，他的腹部被一名新四军战士的刺刀狠狠捅穿，却没当场死去，被身边最后几个卫兵拼死从血泊中拖出来，藏到了韩庄村内一间农户的柴房里。
天亮后，新四军战士开始逐户打扫战场，周边村镇的民兵和百姓也主动赶来帮忙。战前他们曾连夜修筑 15 公里长的隐蔽大坝，供部队运送弹药和伤员；如今又忙着清理战场、掩埋尸体、转运物资。第 1 团 3 营的战士推开一间柴房的木门时，终于发现了蜷缩在干草堆里的三泽金夫。柴房里还堆着农具，他躺在角落，腹部仍在不断渗血，脸色苍白如纸，眼睛里却还闪烁着野兽般不甘的凶光。
活捉三泽金夫的同时，战士们还在韩庄及周边战场俘虏了 23 名日军士兵与下级军官，加上车桥镇内投降的 1 名日军翻译，此战共生俘日军 24 人。这是华中敌后战场首次一次性生俘如此多日军，打破了 “日军宁死不降” 的刻板印象。
被俘的日军士兵中，有 3 人是刚入伍的 “补充兵”，他们抱着 “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的幻想参军，此战彻底击碎了他们的迷梦。战士们按新四军战俘政策，给他们分发了干粮和药品，这让几名受伤的日军士兵连连鞠躬。这种人道主义待遇，与日军平日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
活捉日军大佐级军官的消息像夹带雷电的狂风，迅速传遍整个华中，传到延安，也传到了重庆。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至延安后，中央军委在给新四军的复电中称赞：“车桥之战，为华中敌后反攻之范例，粟裕同志的指挥艺术值得全军学习。”
在新四军军部，陈毅代军长与副军长张云逸联名发来了嘉奖电，这份电报不仅刊发在新四军《抗敌报》的头版，还通过地下交通站传遍了华中各根据地。
电文中写道：“车桥之役，连战皆捷，斩获奇钜，歼敌日军四百六十五人、伪军四百三十八人，相当于敲掉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三分之一兵力，发挥了我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我们代表全军庆祝你们的胜利！”
三泽金夫被俘的消息传到淮安日军司令部时，整个驻地陷入死寂。
战前，日军曾对外吹嘘 “车桥防御工事可抵御十万大军，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我们自动退出华中”，如今不仅车桥失守，连带队增援的大队长都成了俘虏，这让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太田米雄中将暴跳如雷，当即下令将负责车桥防御的伪军大队长枪毙。
更讽刺的是，三泽金夫随身携带的军用地图上，还标注着 “芦家滩无伏兵” 的判断。这份由日军侦察机低空侦察绘制的地图，最终成了他走向覆灭的 “指路牌”。
被俘的三泽金夫被战士们抬往苏中军区后方医院救治，医护人员为他清理了腹部伤口，但因伤势过重，又引发了败血症，最终在三月七日凌晨不治身亡。他和他那支精锐的部队，都成了这场侵略战争的可耻殉葬品。
一场看似规模不大的战斗，却因为活捉三泽金夫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 “战利品”，被赋予了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价值。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那些还在叫嚣 “皇军不可战胜” 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脸上；更像一剂强心针，注入每一个在黑暗中坚持抗战的中国人心中。
与此同时，车桥镇内最后几十名日军残敌，在得知援兵已被全歼后彻底陷入绝望。三月六日中午，第 7 团对他们固守的钢筋混凝土大碉堡发起总攻，眼看碉堡即将被炸毁，残敌趁乱从土围子里突围，向着淮安方向逃窜。途中遭到负责警戒的第 52 团追击，大部分被歼，仅 5 人侥幸逃脱。
至此，车桥攻坚战与芦家滩打援战这两场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战斗，都取得了最完美的胜利。一场由粟裕精心谋划近一年的 “掏心” 大戏，终于落下最辉煌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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