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的血，流干了。
吕公良的忠魂，也散了。
当这些被他们视为 “杂牌” 的部队，正用最原始、也最惨烈的方式，践行 “军人” 二字的天职时，那支号称 “精锐中的精锐”、装备美式与德式武器的第一战区绝对主力 —— 汤恩伯的中央军集团，又在哪里呢？
答案是他们在跑，在逃。在进行着一场比兔子还迅速的 “战略转进”。
我们先把镜头切换到四月下旬。郑州已在 4 月 22 日失守，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早已从豫中核心的叶县向西南转移；到了 5 月 1 日许昌陷落那天，他的指挥部已退至鲁山。当吕公良殉国、许昌失守的噩耗传到鲁山时，整个长官部没有一丝悲伤，更没有组织反击、为友军报仇的打算，只剩下末日来临般的恐慌。
汤恩伯，这位曾在台儿庄打出赫赫威名的 “抗日名将”，早已被几年 “中原王” 的安逸生活，腐蚀掉了所有血性与胆魄。他听完战报，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 —— 跑！而且要比任何人都跑得快。
他没试图联络分散在豫中的非嫡系部队（那些部队早已因通信中断失去指挥），只给嫡系第 85 军发了 “掩护长官部撤退” 的命令；更没心思组织几十万大军有序撤退，反而让警卫营优先收拾 “要紧东西”。他这几年在河南走私烟酒、垄断食盐赚来的物资，从百姓那里搜刮的细软，被一箱箱搬上长官部仅有的十几辆军用卡车。至于笨重的电台、作战文件，甚至来不及转移的伤员，全被毫不犹豫地扔在路边。
就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汤恩伯这位第一战区 “二号人物”，带着卫队与搜刮来的财物，朝着豫西山区狂奔而去。他没通知任何非嫡系友军，那些还在前线苦撑的部队，直到发现长官部失联，才知道自己成了被抛弃的 “弃子”。
这，就是所谓的 “天子门生”？
这，就是所谓的 “国之栋梁”？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主帅成了第一个逃兵，又怎能指望手下士兵死战不退？
于是，整个中原战场上演了一幕堪称 “蔚为大观” 的大逃亡。汤恩伯麾下的 十几万部队，在失去指挥、斗志瓦解后，彻底成了无头苍蝇。
当然，并非所有部队都毫无抵抗。第 85 军曾在新郑、密县一带阻击日军坦克第 3 师团，歼敌数百人；第 13 军也在许昌以南的临颍短暂反击过，但终究抵不过装备差距与指挥混乱。
更多士兵扔掉枪支、辎重，漫山遍野向西逃窜，其溃败之迅速，连追击的日军都感到意外。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里写道：“中国军队虽在新郑、临颍一带进行过阻击，但整体指挥混乱，多数部队失去协同，最终在几乎无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全线崩溃。”
而就在汤恩伯像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窜时，他的对手冈村宁次，正坐在前线简陋的指挥部里，一丝不苟地推进早已谋划一年的 “一号作战” 计划。
连他的老对手彭老总，战后谈起这个敌人时，都不得不带着几分审慎评价：“冈村宁次是日军里有能力的将领，他凡事讲调查研究，每次进攻前都准备半年，不像其他日军将领那样冒失。他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对根据地的‘扫荡’很狠，是华北日军里最难对付的一个。”
你看，这就是差距。一种从责任心到专业能力的全方位差距。
一个，战前细致周密、谋定后动，临战亲临一线、指挥若定；另一个，战前忙于经商、鱼肉百姓，临战手足无措，最先想到的是带着搜刮来的物资开溜。
这场仗，其实早早就输了。输在根子上，输在那个早已从内部腐朽、无可救药的灵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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