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在中原的战场上，见证了一场堪称“国殇”的世纪大溃败。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在日军的铁甲洪流面前一触即溃，将中原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
日军在轻易打通平汉铁路之后，没有做任何休整。他们那台早已被“一号作战”的狂热所驱动的战争机器，继续轰隆隆地向南碾压。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那座曾经让他们三次折戟沉沙、颜面尽失的“不落之城”——长沙，以及整条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
这一次，他们要彻底打通贯穿南北的运输线，将中国战场的南北区域连为一体。
一九四四年五月，武汉，日军第十一军的司令部。
这里已经不再是那个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充满了耻辱与不甘的压抑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和一种志在必得的狂妄。
司令官横山勇，这位在常德刚刚用一场惨胜找回了一点颜面的“复仇者”，此刻正站在一张巨大的湖南地图前，眼神里闪烁着贪婪而又自信的光芒。
中原的胜利像一剂最猛烈的兴奋剂，注入了他和整个第十一军的血管。在他们看来，既然连汤恩伯的几十万中央军精锐都如此不堪一击，那么薛岳手下那些虽有实战经历、却久未遇如此大规模攻势的第九战区部队，更会被轻易摧垮。
“这一次，”横山勇对着他的参谋们狂妄地宣称，“先拿下长沙，再取衡阳，彻底打通粤汉线！洗刷皇军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耻辱！！”
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横山勇几乎是倾巢而出。
他集结了第十一军几乎全部的家当：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六十八、第一一六，这七个师团作为核心力量。同时，他还从华北方面军抽调了第二十七师团，华北配属的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以及1944年2月新组建的第四十七师团。拼凑起一支总兵力超过二十万、配属作战大队超过一百五十个的庞大进攻集群。
这支力量，虽不及进攻武汉时的规模，但精锐集中度更高，且针对性极强。
横山勇的部队还专门针对长沙的地形和薛岳的“天炉战法”，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极其严苛的步、炮、空协同作战训练。
他们将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拆分为多个小股部队，提前渗透湘北山林，专门袭扰国军预设的伏击阵地；同时集中 150mm 重炮联队和航空兵，制定了 “先轰后冲” 的流程，专门针对国军依托村落、丘陵构建的防御工事。
被委以攻坚重任的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伴健雄，正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率部冒进的指挥官之一。这次他特意请求将工兵联队前置，携带大量爆破器材，1942 年他栽在长沙外围的碉堡群上，此番誓要报一箭之仇，与擅长山地战的第五十八师团共同构成攻取长沙的核心力量。
可以说，这一次日本人是带着必胜的决心和周密的准备来的。他们不再是之前那三次带着几分轻敌的试探，而是一场旨在将薛岳和他的第九战区连根拔起的真正决战！
而在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署的气氛，却透着一种危险的“平静”。司令长官薛岳，这位用“天炉战法”三次重创日军的“老虎仔”，此刻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路径依赖之中。
自一九四二年一月那场辉煌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第九战区虽在1943年参与过常德会战等作战，但主力部队确实未遭遇如此规模的攻势。连续的胜利像温柔的毒药，让部分将领的警惕性大幅降低，对日军的战术革新缺乏足够预判。
安逸就像一剂最温柔的毒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这支曾经的百战之师的肌体。部队纪律相对散漫懈怠，曾经那种枕戈待旦的紧张感，也早已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淡。
时间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日军在湘北的调动已经越来越频繁，进攻的态势也已经越来越明显。重庆的蒋介石也数次电告薛岳，提醒他日军必将进攻粤汉路，要求积极备战。
薛岳虽召集参谋制定了部署，却仍死死抱着“天炉战法”的核心框架。他依然坚信日军会重蹈前三次冒进被围的覆辙。即便前线部队不断上报日军兵力远超以往、两翼迂回态势明显，他和麾下不少将领仍固执认为：“日军受前三次教训，绝不敢发动大规模进攻，这只是牵制性佯动。”
直到五月二十六日，日军全线出击，其迅猛的两翼迂回攻势彻底超出预期，薛岳才惊觉对手的战术已完全改变。他仓促调整部署，却终究没能跳出旧有框架，仍将全部希望押在那套被日军研究透彻的“天炉战法”上，期待着第四次长沙大捷的到来。
虽然从兵力上看，长衡一线国军集结了十六个军、四十多个师，总兵力高达十余万人，在数量上甚至略占优势。从装备上看，经过了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第九战区的武器装备也比之前优良了很多，其中不乏第十军、第七十四军这样的王牌部队。
可是，当一个曾经成功的剧本被反复上演之后，它就不再是奇谋，而变成了一个早已被对手研究透了的陷阱。
于是，一场在战前就已经输掉了警惕，一场在战术上还在迷信于过去的经验，一场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轻敌与懈怠情绪的豪赌，它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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