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日军梦寐以求的 “大陆交通线”，被打通了后，按理说，“一号作战” 到此已基本达成战略目标。
日军在长达八个月的连续作战中兵疲马乏，早已是强弩之末。但胜利像最烈的酒精，麻痹了日本 “中国派遣军” 的神经。
他们看着眼前一触即溃的中国军队，和门户大开的西南腹地，一个更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威慑重庆、掠夺贵阳，同时牵制可能从滇西回援的中国远征军。
赌徒赢了之后，永远不会收手，只会押上更大的赌注。
十一月底，日军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指挥）第 104 师团、独立混成第 22 旅团，联合第十一军第 3 师团一部，共 8000 余人组成 “快速追击支队”。
这场未列入原计划、事后被大本营默许的军事行动，被称为 “黔南事变”，意外将战火推向了西南大后方的核心地带。
贵州南部的独山，这里是黔桂铁路的终点，也是进入贵州高原的门户。从这里往北 300 公里是贵阳，再往北可直逼重庆，堪称重庆最后的南大门。
此前，这里是 “大后方的大后方”，没人想到战火会烧到这里。但柳州陷落后，国民政府紧急调兵布防：第 29 军残部 3000 人驻守黑石关，第 97 军 199 师 4000 人驰援深河桥，再加上贵州保安第 2 团 1500 人，构成了仓促但成体系的防御线。只是这些部队要么刚经历苦战，要么缺乏实战经验，防御仍显脆弱。
十二月二日，日军先头部队像一阵来自地狱的狂风，突然出现在独山外围的黑石关。
柳州至独山的黔桂公路多为盘山道，部分路段坡度达 30 度，日军坦克、重炮难以通行，只能靠步兵徒步推进。即便如此，整座县城、整个贵州，乃至重庆，还是瞬间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慌！
“日本人打到独山了！”“离贵阳只有三天路程！”“重庆要守不住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引爆的原子弹，摧毁了大后方军民早已被连日失败侵蚀得无比脆弱的心理防线。一场混乱、耻辱且令人心碎的大逃亡，就此开始。
在重庆，国民政府乱成了一锅粥。
十二月三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召见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请求美军提供空中补给与轰炸支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黔南危急，实为抗战以来最险之局，若独山不守，贵阳必失，重庆震动，唯有死战而已。”
四日，他下令 “凡退却者，军法从事”，派督战队前往黔桂公路沿线收拢溃兵；同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下令滇西远征军第 5 军（邱清泉部）、第 8 军（何绍周部）放弃反攻缅甸的准备，星夜回援贵州。
美国大使馆也启动应急预案，焚烧部分敏感文件，做好人员撤离的准备。一时间，整座山城被 “国难当头” 的凝重气氛笼罩。
而在黔南，连接独山与贵阳的公路上，上演着一幕幕人间地狱般的惨状。二十余万惊慌失措的难民，夹杂着溃逃的散兵游勇，像被洪水追赶的蚂蚁，将整条公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段 300 公里的公路，拥堵长度达 80 公里，滞留汽车、马车、独轮车共约 5000 辆，平均每公里 60 余辆。
一个来自上海的张姓银行家，战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那不是路，是一条由人、车和各种行李组成的凝固河流。汽车的喇叭声、女人的哭喊声、孩子的尖叫声、伤兵的呻吟声，所有声音混杂在一起，像一首世界末日的交响乐。”
“我亲眼看到，一辆载满政府官员家眷的卡车，想强行超车翻进路边深沟，车上的人无一生还。也看到一个年轻母亲在混乱中与孩子失散，她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呼喊，声音很快被更大的噪音淹没。”
逃亡人群中，国立交通大学（迁贵州遵义）的 200 余名师生背负书籍徒步逃亡，部分女生因体力不支掉队，惨遭日军劫掠；
3000 余名从柳州撤退的伤兵拄着拐杖艰难前行，不少人因伤口感染、饥饿倒毙路边，无人掩埋；
普通农民推着独轮车装载全家口粮与衣物，车轮陷入泥泞后只能抛弃物资，扶老携幼奔逃。
日军飞机还多次低空轰炸拥堵路段，单次轰炸就造成近百人伤亡，尸体堆积路边，让恐慌愈发蔓延。
更可怕的是，难民因缺水缺粮饮用路边浑浊河水，引发霍乱，仅独山县城郊就有 500 余名难民死于疫病。
“那几天，‘国家’‘民族’‘抗战’这些宏大的词汇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求生本能。”
这就是黔南的风。一股由恐惧、混乱和绝望卷起的黑色 “逃亡之风”。它几乎将这个苦苦支撑了七年多的国家，吹向彻底崩溃的深渊。
独山，这座本该远离战火的西南小城，成了决定中国西南大后方安危的 “生死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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