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平台动力系统的抉择如同巨石入水，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赵志坚总师亲自挂帅的“特种叶片攻关突击队”以惊人的效率运转起来。国内最好的材料研究所、最顶尖的金属3d打印（当时称为快速原型）实验室、以及叶菲莫夫院士领衔的材料团队被迅速整合。目标明确：八个月，攻克新材料叶片从配方、制备到成型、测试的全流程。
压力空前，但一种被点燃的斗志在“龙穴”港弥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主动请缨，负责新叶片与原有燃气轮机结构适配性的应力分析和验证。“钢铁和新的‘骨骼’要长在一起，不能有丝毫勉强。”他对年轻的设计师们说。
就在攻关全面启动时，一封来自王胖子的高度加密简报，被送到了李振华的案头。简报的标题很直接：《关于俄方航天工业现状及潜在合作机会的初步评估》。
简报内容翔实而冷静：
1. 核心困境：俄罗斯主要航天企业（如赫鲁尼切夫中心、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因国家拨款锐减和市场萎缩，陷入严重的资金链危机。不仅新型号研发停滞，连维持“质子号”、“联盟号”等成熟型号的生产线都步履维艰，高级工程师和技工薪资拖欠严重，人才外流加速。
2. 资产价值：其雄厚的 发动机技术（如Rd-180）、重型火箭设计经验、长期空间站运营及生命保障技术，依然是世界顶尖水平，但正因缺乏资金和市场而迅速“贬值”。
3. 潜在动向：有迹象显示，这些企业的高层正在积极向东看，不仅寻求发射订单，更在探索 “技术换市场”、“产能合作” 等更深层次的模式，以摆脱单纯依赖能源出口的窘境。他们对于华夏商业航天的崛起和“朝阳计划”表现出的活力，抱有复杂但日益浓厚的兴趣。
4. 风险提示：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密切监视此类动向，并可能施加政治压力。俄内部官僚体系复杂，决策链条长，且对技术主权极为敏感。
简报末尾，王胖子附上了一段自己的分析：“对方手握瑰宝却饥肠辘辘，我方市场广阔且需求明确。纯粹的买卖关系易受掣肘，但若能在商业层面构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绑，或可开辟一片新天地。关键在于，找到第一个双方都能赢、且能堵住外界之口的‘示范项目’。”
李振华反复阅读这份简报，目光久久停留在“利益捆绑”和“示范项目”这两个词上。他走到窗前，眺望着研究院内井然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景象，再想到简报中描述的俄方困境，一种历史的机遇感与沉重的责任感同时涌上心头。
他按通内线：“陈主任，请来一下。另外，通知战略研究室的负责人，准备一份关于 ‘国际商业航天合作新模式’ 的初步研讨提纲，要特别关注如何将技术互补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合作框架。”
“中俄联合”这盘大棋，在李振华的脑海中，落下了第一个思考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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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欧空局对“远星公司”问询函的流程，终于走到了下一步。相关部门发出了一份标准的 “潜在供应商信息征集表” 和一份详细的 “技术能力与合规性问卷” ，要求“远星”在规定时间内回复。
问卷内容极其繁琐，从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质量管理体系到具体的技术方案细节、数据安全管理流程，无所不包。这既是一个评估工具，也是一个极高的门槛。
王胖子拿到问卷副本，不惊反喜。“门槛越高，能跨过去的人就越少。而只要我们跨过去，信任的基石就越牢固。”他立刻调动资源：“灰隼，启动‘答卷’程序。让我们在卢森堡的律师和审计团队负责财务合规部分；技术部分，由‘智库’的专家根据马丁草案的需求量身定制，务必做到专业、清晰、且留有根据对方反馈进行微调的弹性。记住，我们的答案不是完美的，但必须是最贴近他们真实痛点、且看起来最诚实可行的。”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考试。王胖子的目标不是拿满分，而是精准地拿到“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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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米勒教授收到了“林涛”发来的合作研究建议书草案。他花了整个周末仔细研读，越看越觉得兴奋。草案不仅与他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提出的几个联合分析切入点也非常巧妙，既能利用华夏已规划或已获取的数据，又能充分发挥他团队在仪器数据和算法上的优势。
更让他注意的是草案末尾那段“个人观察”，提到了欧空局简化流程的动向。这让他隐约感觉到，发出这份草案的东方同行，似乎对欧洲航天界的动态有着超出他预期的了解。这种“知己知彼”的严谨，增加了对方的专业可信度。
他回复了一封长邮件，除了对草案本身提出一些完善意见，还写道：“……您对欧空局动向的观察很有趣。这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或许，未来当我们在这类联合研究上取得可信的成果时，它可以成为推动更实质性的、甚至包含硬件交换的实验合作的有力论据。我期待与您和您的团队就此展开进一步探讨。”
“广寒邀约”的学术之桥，在无声中，又向前扎实地迈进了一步。李振华在收到“林涛”的汇报后，批注：“保持节奏，深化技术细节讨论。可适时、适度地透露我方在相关地面模拟实验设施上的进展（非敏感信息），增强对方对后续合作可行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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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的深秋，天高云淡。在“鲲鹏”攻关和俄方情报带来的宏大思绪之余，一场小型的 “中苏经典电影放映周” 在工会活动室开始了。第一场放映的是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华夏老电影《庐山恋》。
放映室里坐满了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观众。当电影中的人物用不同的语言诉说着关于爱情、梦想与奋斗的故事时，字幕在屏幕上滚动，许多人并不完全依赖字幕，而是从演员的表情、音乐的旋律和故事的脉络中去感受。
电影结束后，大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聚在一起，用简单的语言和手势交流着观后感。一位年轻的华夏工程师对谢尔盖说：“伊万诺维奇同志，电影里那种为了理想克服万难的精神，我感觉……和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事情，是相通的。”
谢尔盖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生硬的汉语说：“是的，孩子。眼泪，不相信；困难，也不相信。 相信的，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和这里（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哄堂大笑中，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在悄然生长。这些最朴素的情感共鸣与精神认同，往往比任何条约和合同，都更能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更深层次的合作，铺设最柔软而坚固的心理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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