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和他的小队最终以“成本控制与供应链设计”部分的“优秀+”评价，在《航天器系统工程导论》的第二次大作业中拿到了一个亮眼的综合成绩。这份成绩，没有在留学生中引起太大波澜，毕竟，在大多数人的价值排序里，“技术精妙”和“性能卓越”依然占据着更耀眼的位置。但陈教授那句“用商人的尺子，丈量工程师的梦想”的评语，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池塘的小石子，在阿米尔的心湖中激起了一圈圈难以平复的涟漪。
他开始不自觉地用这把“尺子”和那杆“秤”，去衡量身边的一切。吃饭时，会下意识比较食堂不同窗口的“性价比”；去图书馆，会先查有没有旧版教材或影印资料；甚至和李建国他们出去改善伙食，也会主动提出“AA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理所当然地准备买单。这种变化细微而持续，起初是刻意模仿，渐渐成了一种新的思考习惯。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他与家里的通信中。
以往，他在给父亲和哈立德叔叔的信里，多是描述课程的艰深、技术的先进、实验室的宏伟。而现在，他开始不自觉地加入新的内容：
“父亲，我们最近在设计一颗立方星。最困难的部分不是让它飞多高、看多远，而是如何在极低的预算下，让它‘活’下来。这让我思考，我们正在规划的‘萨勒玛二号’，是否在追求‘先进’的同时，忽略了‘必要’和‘可行’的平衡？比如，通信子系统，是否一定要采用最新一代的超高频段？它的成本占整星预算近20%，而性能提升对科学目标的边际效益，是否值得？”
“哈立德叔叔，您上次提到的，关于地面站数据接收软件采购的招标，我仔细看了几家欧洲公司的方案。性能无疑卓越，但价格和后期维护费用极其高昂。我了解到，中国一些高校和研究所开发了开源的地面站软件框架，虽然功能不如商业软件全面，但核心功能完备，且允许深度定制。如果由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进行二次开发和维护，长期来看，或许在成本、自主可控和人才培养上，更具战略价值。当然，这需要前期投入和承担一定风险。”
他甚至开始搜集国内一些航天领域的开源项目和低成本解决方案的资料，整理成简单的报告，随信附上。这些报告里，没有炫目的技术参数，多是冷静的成本分析、风险评估和可行性探讨。
信寄出去后，阿米尔有些忐忑。他不知道，这些充满“成本”、“风险”、“自主”、“性价比”字眼的信件，在父亲和哈立德叔叔眼中，是成熟务实的表现，还是“格局变小了”的征兆。毕竟，在他们的世界里，国家项目，尤其是象征意义重大的航天项目，向来是“只求最好，不问价钱”的。
回信比预想中来得快，是哈立德叔叔亲自打来的越洋电话。信号不算好，带着滋滋的电流声，但哈立德叔叔的声音清晰而有力：
“阿米尔，我的孩子，你的信，我和你的父亲，还有项目组的几位老顾问，都仔细看了。”哈立德叔叔的语气听不出太多情绪，“你提出的问题，很尖锐，甚至有些……令人不适。尤其是关于通信系统和地面站软件的提议，挑战了我们很多固有的想法。”
阿米尔的心提了起来。
“但是，”哈立德叔叔话锋一转，声音里透出一丝复杂的感慨，“我们必须承认，你说到了点子上。‘萨勒玛一号’的成功让我们举国欢腾，但也让我们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后续的运营、维护、升级，费用远超预期。当我们开始规划‘二号’时，才发现，如果完全按照‘一号’的路径，甚至追求更先进的指标，预算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某些关键子系统，我们依然受制于人，价格和供应都充满不确定性。”
阿米尔屏住呼吸，握紧了电话。
“你的信，像一盆冷水，浇醒了一些人。”哈立德叔叔继续说，语气变得严肃而认真，“你父亲起初有些生气，认为你在中国学了点皮毛，就开始质疑家里的决策。但后来，我们坐下来，重新审视了预算和方案。是的，阿米尔，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只仰望星空，忘了脚下的沙漠也是需要花钱治理的。航天梦很美，但需要可持续的路径来实现。”
“所以……您的意思是？”阿米尔小心翼翼地问。
“项目组会重新评估几个关键系统的技术路线，特别是你提到的通信和软件部分。”哈立德叔叔说，“我们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关于那些‘开源方案’和‘低成本替代’的可行性、风险以及……潜在的合作可能性。这可能需要你，或者你在中国信任的渠道，提供更深入的技术评估和联系。”
阿米尔感到一阵电流般的激动从脊椎窜上头顶。“我明白了，叔叔！我会尽快整理更详细的资料，也会尝试联系相关的中国研究机构或公司。不过，我需要更具体的需求和技术指标……”
“详细要求会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你。”哈立德叔叔打断他，语气恢复了往日的果断，“记住，阿米尔，这件事还在内部讨论阶段，不要声张。另外，”他声音放缓了些，“你父亲让我转告你：他为你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你提出了省钱的办法，而是因为你开始用主人的眼光，而不仅仅是工程师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事业了。这比你学会任何一项具体技术，都更重要。”
挂断电话，阿米尔在宿舍里呆坐了很久。窗外，北京的夜幕已经降临，华灯初上。他心中的波澜却比夜色更深。他没想到，自己那些源自课堂作业、源自“老王电子”、源自与李建国一次次争论的、关于“成本”和“权衡”的粗浅思考，竟然真的能越过千山万水，触及祖国那个庞大而复杂的项目核心，甚至可能改变它的走向。
这不是技术的胜利，这是思维的力量。是一种将宏伟目标与残酷现实连接起来的、务实的、甚至有些“斤斤计较”的思维方式的力量。它源于北京小巷里那个堆满元器件的杂乱店铺，源于课堂上关于“性价比”的激烈争论，源于那份被逼到墙角、必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作业。
他走到窗边，望着远方依稀可见的、中国航天城的方向。那里，有巨大的火箭，有精密的卫星，有无数顶尖的头脑在追逐着最前沿的科技。而此刻，他深深感到，自己在这所大学、在这片土地上所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或许并不是那些公式和图纸，而是这种将梦想锚定在大地上的能力。
几天后，阿米尔收到了加密邮件。里面是“萨勒玛二号”项目组初步梳理出的、几个可能进行“成本与自主可控优化”的子方向，以及详细的技术征询要求，范围之广、问题之具体，远超阿米尔的预料。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没有独自承担。他找到了李建国和小赵，坦诚地说明了情况（隐去了具体国家和项目名称，只说是“家乡的一个航天计划咨询”），并请求帮助。
李建国听完，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沉思了片刻。“阿米尔，这涉及很具体的技术细节和商业信息，甚至可能关乎一些尚未公开的研究进展。我需要请示我的导师，可能还需要学院甚至更上层的批准。这不是简单的同学帮忙。”
阿米尔理解地点点头：“我明白。这很敏感。但我可以保证，这纯粹是技术探讨和可行性研究，不涉及任何核心技术转移或机密。而且……”他顿了顿，真诚地说，“我认为，这种基于实际需求的、坦诚的技术交流，或许对双方都有利。你们在实践低成本航天的路径，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路径。这或许……是一个互相验证、甚至合作的机会？”
李建国看着他，眼神锐利，似乎在评估他话语中的诚意。最终，他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闭门造车不如开门交流。我会向陈教授汇报，看他怎么说。但你要有心理准备，过程可能会很慢，而且不一定有结果。”
“我明白。谢谢您，李。”阿米尔由衷地说。他知道，李建国能答应去尝试，已经冒了相当大的个人风险和信任。
陈教授在听完李建国的汇报后，沉默了很久。他翻阅着阿米尔提供的、已经做过脱敏处理的技术需求摘要，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这个阿米尔……是阿勒萨巴那个项目的？”陈教授忽然问。
李建国心里一惊，没想到导师如此敏锐，只能含糊道：“他提到是家乡的项目，具体我没多问。”
陈教授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只是叹了口气：“沙漠里的国家，想搞航天，不容易啊。有钱，但没根。买来的东西，用着不踏实，也养不活自己的人。”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他们能想到走‘低成本、高自主’的路子，是逼出来的，也是醒过来了。这条路，我们走过，走得很难，但走通了，就是自己的路。”
他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变得坚定：“这件事，你和小赵，以个人学术研究、进行跨国航天发展模式比较的名义，可以先接触一下。范围限定在已公开的学术论文、开源项目、以及商业市场上可公开获取的产品和技术方案。形成一份客观的技术路线对比分析报告，不涉及具体参数和核心设计。记住，红线是：不提供未公开的研究数据，不承诺任何合作，不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纯粹是……学术性的信息整理和方向探讨。”
“是，教授！”李建国松了口气，又有些兴奋。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规范的框架内，真正深入地研究这个课题，甚至可能……为两国的航天合作，摸索出一条新的、务实的路径。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阿米尔、李建国和小赵，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非正式研究小组”。他们的研究场所，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专利文献库、中关村的科技展会、甚至一些对公众开放的学术研讨会。他们收集、整理、分析一切关于低成本卫星平台、开源航天软件、商用宇航级器件（cotS）应用、模块化卫星设计等方面的公开资料。
阿米尔负责对接国内的需求，将模糊的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技术指标查询；李建国凭借其广泛的“人脉”和对国内产业界的了解，寻找可能的信息源和潜在合作伙伴（仅限公开层面）；小赵则发挥其强大的信息检索和数据分析能力，从浩如烟海的论文、报告和产品手册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这个过程，远比做课程设计复杂和艰难。他们需要甄别信息的真伪和时效性，需要理解不同技术路线背后的权衡与代价，更需要用清晰、客观的语言，将技术可能性、成本估算、风险分析呈现出来。阿米尔第一次如此系统地、从“买方”和“务实者”的角度，去审视整个航天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他看到了光鲜背后的成本黑洞，也看到了简陋之下蕴含的创新火花。
每隔一段时间，阿米尔会将初步的分析摘要加密发回国内。他不再只是提出疑问，而是尝试提供基于数据的选项：A方案（高性能进口）的成本、性能、风险；b方案（中性能国产替代）的成本、性能、风险；c方案（基于开源和cotS的自研整合）的潜在成本、性能预估、主要技术挑战和所需的外部支持……
他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罗列事实，分析利弊，将选择的权力交还给远在沙漠那边的决策者们。
他不知道这些信息最终能起到多大作用。也许“萨勒玛二号”最终还是会选择一条更稳妥、也更昂贵的技术路线。但他确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萌发、并被实践证明有效的“低成本、高效益、重自主”的航天发展理念的种子，小心翼翼地包裹在客观的技术分析中，传递回那片同样渴望星辰的沙漠。
一天晚上，当他们三人又一次在实验室熬到深夜，整理一份关于“基于开源硬件的星载计算机可行性”的分析报告时，小赵忽然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说：“你们说，咱们这算不算……在搞‘民间技术外交’？”
李建国笑了，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算什么外交，顶多是……学术雷锋？用咱们学到的、看到的，帮朋友少走点弯路。”
阿米尔没有笑。他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轻声说：“不，这不仅仅是帮助。这像是在……寻找共鸣。沙漠需要水，但更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井。我们做的，也许就是帮他们看清，哪些地方可能有水脉，打井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会遇到什么石头。至于最后井打在哪里，打多深，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实验室里安静下来，只有服务器风扇轻微的嗡嗡声。窗外的北京，灯火如星河倒悬。而在遥远的沙漠国度，阿米尔知道，也有一群人，在同样的星空下，为着同一个梦想而绞尽脑汁。
星空无言，但跨越大陆的思维共鸣，或许正在将沙漠与这片东方的土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务实而深刻的方式，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连接，并非源于馈赠，而是源于对发展之路的共同求索；并非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启迪。
阿米尔忽然觉得，自己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实验室、再延伸到广阔产业与国别比较的道路，虽然崎岖，却通向一个比单纯成为顶尖工程师，更为宏大、也更具温度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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