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西辽紧急求援的消息同时，另一条来自西域的奏报，为笼罩在临安的凝重气氛带来了一抹亮色与暖意。
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国王尉迟僧乌波（于阗王族姓尉迟，此为虚构名），派遣其弟尉迟萨伐摩为正使，携国书、贡品及重礼，抵达河西都护府驻地甘州，正式向南宋表示归附，请求册封与保护。
于阗，这个丝绸之路南道上历史悠久的佛国，以盛产美玉（和田玉）闻名天下，自汉唐以来便与中原交往密切。
蒙古西征的狂飙虽未直接席卷其地，但北方高昌的归附南宋、东方河西宋军的强势存在、西方西辽的岌岌可危，以及南方吐蕃各部的复杂态势，都让这个以玉立国、相对富庶但军力不强的小国感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继续孤立，很可能在未来的大变局中被任意一方吞噬。
尉迟僧乌波与其重臣们反复权衡。
向北，蒙古凶名太盛，且信仰迥异（此时蒙古上层信仰萨满，对佛教暂无特别尊崇），归附无异于羊入虎口。
向南，吐蕃分裂，难以依靠。向东，南宋虽远，但其富庶文明的形象通过商队早已深入人心，近年来在河西、高昌的经略也显示出其实力与决心。
更关键的是，宋使（以商队、僧侣为掩护）早已秘密抵达于阗，带来了宋帝的问候与承诺：若归附，可保其国社稷、佛法，并以公平之价，大量购买于阗美玉，且提供必要之军械援助以自保。
玉，是于阗的命脉。
能与南宋这个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建立直接、稳定、受保护的贸易通道，其诱惑力是巨大的。
而“保社稷、护佛法”的承诺，则直击了王室与佛教贵族（于阗国教为佛教）的核心关切。
相比之下，南宋提出的“奉正朔、受册封、称藩属”等条件，显得并无侵犯性，反而是一种寻求强大靠山的传统做法。
于是，于阗的归附，水到渠成。
在甘州，刘子羽按照赵构的指示，先行接待了于阗使团，接受了其国书（表示永为藩属）和贡品（包括极品羊脂白玉璞数块、玉雕精品、于阗绸、地毯等），并代朝廷赐予尉迟僧乌波“归德王、于阗都督”的封号及相应的冠服、印信（需皇帝正式用印），同时签署了《通商互市章程》，规定于阗美玉可由官方组织，经于阗-且末-若羌-沙州的南道，直输宋境，宋方则提供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作为交换，并承诺在于阗遭受攻击时提供必要援助。
消息与于阗进贡的首批美玉样品一同，以六百里加急送至临安。
当那些温润如脂、洁白无瑕的玉料呈现在垂拱殿时，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赵构与重臣们，也不禁为之赞叹。
这不仅仅是珍宝，更是西域南道关键一国归附的实体象征和战略信物。
赵构当即允准了刘子羽的先行处置，并正式下诏，派遣中使携正式册封诏书、金印前往于阗。
同时，命令将作监、文思院等机构，准备“善价”收购于阗玉石，并遴选一批精通琢玉的工匠，准备随下一批官方使团前往于阗，进行技术交流，并“协助”于阗王室建立更规范的玉器作坊。
于阗的归附，意义重大。
首先，它使得南宋的影响力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向西延伸了上千公里，与高昌在北道的进展遥相呼应，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南北夹峙的战略态势。
其次，于阗作为重要玉源地，其归附使得美玉这一战略资源（不仅是奢侈品，在宋代也是重要的礼器、印信材料和财富象征）的输入变得更加稳定和可控，有利于内帑充实和赏赐臣僚。
再者，于阗位于吐蕃与西域之间，其归附有助于南宋牵制、安抚吐蕃某些部落，并获取关于青藏高原西缘的情报。
最后，在西辽岌岌可危的时刻，于阗的来归，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向高昌及其他观望的西域势力表明，投靠南宋，确有实利可图，且有安全保障。
很快，在官方主导下，首批大规模的于阗玉料商队，在于阗军队和宋军小队的联合护送下，经南道东行。
与此同时，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宋国商队，也开始络绎不绝地西向于阗。
一条新的、更加安全顺畅的“美玉之路”被正式打通，将于阗与汴梁（临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西域的棋局上，南宋再落一子，而且是一颗闪烁着温润光泽、却分量十足的关键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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