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回扒开了“玄鸟生商”那层神话彩衣，看到了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在始祖契的带领下，靠着治水和教化的本事，在夏朝联盟里站稳了脚跟，得了一块叫“商”的地盘。
可这地盘，他们并没躺平了享福。相反，从契的儿子开始，商族好像就患上了一种“迁徙多动症”。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可能就是整个部落扶老携幼、赶着牛羊的千里跋涉。
契的儿子，名叫昭明。
关于这位仁兄，《史记》就给了六个字的镜头：“昭明居砥石。”（《史记·殷本纪》）然后，就没然后了。
“砥石”在哪儿？后世学者吵翻了天。有人说在河北的漳水流域，有人说在辽宁的红山文化圈附近。您瞧，从河南商丘一下子能蹦到辽宁去，这搬家幅度可真不小。这倒给我们提了个醒：早期的商族，活动范围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要灵活。
为啥要搬？古书没明说。但咱们可以琢磨。
一种可能是，找饭吃。那时候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一片地方的自然资源（野兽、野果、可耕地）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就得换个新场子。这不是游牧，是一种“游农”或“游猎”的状态。像后来盘庚动员迁都时说的“视民利用迁”（《尚书·盘庚》），为了百姓的利益而迁徙，这个传统或许老祖宗时代就刻在基因里了。
另一种可能，是躲麻烦。夏朝中后期，自己家里都闹“九世之乱”，天下估计不太平。北边有戎狄，东边有夷人，部落间抢地盘、争水草是常事。商族作为一个并非最强大的部落，在夹缝里求生存，灵活走位，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是明智的生存策略。
还有一种更大胆的猜测：他们在“找矿”。
请注意“砥石”这个名字。砥，是磨刀石。一种特别的、细腻的磨刀石。这会不会是一个地理标签，暗示那里出产好的石料，或者……出产铜锡矿石？商族后来以登峰造极的青铜技术闻名天下，这份对金属的敏感和渴求，是不是在昭明时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呢？他们像候鸟一样，沿着山脉与河流迁徙，是否在下意识地寻找那些裸露的矿脉？当然，这只是基于他们后世特长的合理推想，但历史的因果，往往就藏在这种漫长的伏笔里。
不管为啥搬，这次迁徙塑造了商族独特的部落性格。
您想，一个经常搬迁的部落，和那些守着大河沃土、修建巨大城池的部落（比如夏朝），气质肯定不一样。
首先，他们必须强悍而团结。长途迁徙，风餐露宿，要对付野兽，要防备其他部落袭击，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紧密的血缘纽带，根本走不下来。这养成了商族尚武、重集体的精神底色。
其次，他们格外重视运输和交通工具。传说里，昭明的老爸契“佐禹治水”，可能就精通土木工程；而到了昭明的儿子相土时，史书就明确记载他“作乘马”（《世本·作篇》），发明了用马驾车。这可是划时代的进步！从靠两条腿走路，到赶着大车搬家，机动能力直接开挂。商族，成了名副其实的“车轮上的部落”。这份对“动力”的追求，从马车到后来的青铜战车，一脉相承。
再者，频繁迁徙，让他们见多识广，包容且善于学习。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看到不同的器物，学到不同的技能。考古上所谓的“先商文化”（比如下七垣文化），其器物群就呈现出一种混合特征：既有中原农业部落的陶器风格，又有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因素。这就是边走边学、“博采众长”的实物证据。
所以，“昭明居砥石”这五个字，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记录。它像一枚活化石，向我们展示了早期商族的生存状态：他们不是定居的农耕模范生，而是一群带着冒险精神、技术嗅觉和强大适应力的“开拓者”。
他们的都城（如果能叫都城的话），不是砖石垒砌的永恒宫殿，而可能是帐篷、半地穴式房屋和随时能套车出发的马匹。他们的财富，不全是仓库里的粮食，更可能是熟练的工匠、健壮的牲畜、轻便耐用的工具和对远方道路的知识。
这种动态的、扩张性的生活方式，与后来夏朝那种更倾向于定型的、内敛的王朝气象，形成了微妙对比。也许，商族最终能取代夏朝，除了末代夏桀的作死，这种深植于部落基因中的流动性、进取心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才是更底层的动力。
昭明之后，商族迁徙的脚步并未停止。他的儿子相土，将带着这个“车轮上的部落”，走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把商族的威名，真正“搞大”。
下一次，咱们就讲讲这位“作乘马”的相土，看他如何驾着马车，为商族跑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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