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父奇怪的问：“那么大个的鱼虾，河蚌怎么吃？”
周书灿赶紧解释道：“父，河蚌不是直接吃鱼虾，它是吃小虫子之类的浮游生物，和水里藻类这些东西，这些也是鱼虾喜欢吃的。河滩地大且水流缓慢，淄水河水温暖又不结冰，河草茂盛，这样的环境特别适合鱼虾贝壳类的动物生存。但是太多的河蚌，已经把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挤没了。”
闵父茫然的看着周书灿，他还是不太明白，可儿子说的大概意思他是知道的，点点头道：“这样啊。”
既然闵父不会怀疑他的身份，周书灿现在已经不顾及闵父是否理解，继续按照他的思路说：“父，我家只有五口人，且两个弟弟年幼，我们需要帮手，只有采用任命家臣的方式，用这样的管理方式换取他们的忠心。”
“这个我是有考虑的，伯牛、乙他们的祖辈，之前就是我家的家臣，他们跟随我家从汶上搬来此处。只是封地太穷了，又不是交通要道，周边三处环山，仅有河边的水浇地耕种，你祖不忍心多收赋税，我们连邑城的城墙都建不起来。”
周书灿想起来闵家的封地，封地又叫汤沐邑，是指古代中央王朝分封给王室成员及大臣、诸侯的土地，君主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向下面分封的土地。土地所有者具有这块土地，税收，征兵等权利。
“封地”顾名思义，是这块地带有封闭边界的土地，原则上先是测量划定土地的边界，沿着边界挖一圈浅沟，挖出来的泥土翻在两旁，让人明显能看出来边界。这也是“封而建之””的制度即封建制的由来。
闵家的封地显然就是邑这么大，四周不会有具体的边界，迁徙到此恐怕没有什么邻居了。不然，闵父之前也不会有把邑迁到河滩地的想法。这时没有地图，这种偏僻的山野之地，怎么可能有精确到位的测量呢？闵家的封地迁徙至此，鲁侯大概就是让他们在此自生自灭了。
闵家虽然是三面环山，山林资源丰富，可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依靠山林狩猎是不可能生存的，只有依靠湖泊河流开垦农耕，才能发展绵延子嗣。就像周书灿的家乡，不就是因为三面环山，才导致贫困的嘛，后世都是如此，更何况春秋时代。
想到此，周书灿道：“父，现在鲁侯对邑管理很是松散，我们可以通过家臣的管理，扩大我们的邑地，继而把周边的山林都占位己有。想要这样，必须现在就去挖煤炼铁。可是，现在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部交给奴隶们做，他们还没有归属感，必须我们邑民一部分，奴隶一部分，这样才不会让奴隶逃跑和反抗。”
闵父全然不懂，机械的问：“子骞，你说具体怎么做？”
“父，我需要大概三十位青壮年，邑民和奴隶各占一半，我带着他们先去找煤矿。伯牛对山林很熟悉，您把他给我做向导吧。先找到煤矿，之后就是铁矿。制衡会打铁，让他带着人开始打制铁农具。
父，您继续卖珍珠买粮食，我们邑增加这么多的人口，肯定需要大量的粮食。但是，父，珍珠您一定不要急着卖，不能价格相差悬殊，这样我们就自毁长城了。”
这次闵父听懂了，他赞同道：“子骞，我也正有此意，不过，我想去一趟鲁城，我感觉珍珠在鲁城会卖的很好。阳关太小，要很久才有新的商旅，我不能在阳关一直等着他们。”
“是个好主意，父，要多买小麦。这样我们开春也有种子了。”
“子骞只要小麦？”
“是，父，小麦要多买些。”
闵父不太明白为什么多要小麦，在他看来小麦和其他农作物没有什么区别。周书灿也不想过多的解释，以后小麦才是主产粮食，没有做成面粉食物，没有太明显的对比效果。
父子俩商量好行动计划，接下来开始实施。闵父确实是大气的人，他把闵家的大麦拿出来，掺合炒熟的河蚌肉，让邑中妇人们做成饭团，给各个准备出发的小队做干粮。
邑主对邑拥有征税的权利，邑民出工自带干粮这是正常的。邑民不是奴隶，是自由民，时值隆冬季节，本来就是饥寒交迫的状态，如果没有闵父的这种行为，依靠邑民自己的力量，很难让他们做到一心一意的去做事。
另外也是证明，闵家对邑民应该没有收多少税，不然这些邑民早跑掉了。闵家周围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太适合此时的人居，至今还能保留两百多人口，真的很不容易，绝对和闵家的仁政有关系。
周书灿现在还不完全能确定闵家的具体位置，他依靠记忆，在地上画了几分详细的地理分解图，让闵父和伯牛识别闵家的具体位置。闵父和伯牛的嘴巴张的可以塞下馒头，这么详细的舆图他们可是没未见过。闵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图可以换很多的东西。
地图古代叫做“舆图”，“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
地图最开始纯粹是靠人力边走边量。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就曾经为了丈量土地，徒步走了几十万里。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地图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也曾派两个徒弟，带着准绳、规矩，到水灾泛滥的地方去丈量，从而获得基本的数据。所以，古代也将地图称为“禹迹图”。
这样徒步的丈量，实在太过于辛苦，于是在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它借助于一辆特制的马车完成。马车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都有一个假人。车行一里时，下面地假人就会击鼓一次，车行十里地时候，上面的假人就会响铃一次。
这样，负责丈量的人，就只需要记录下响铃或者击鼓的次数，便能将行进的距离准确算出来。这种方法，就叫做“记里鼓车”，计量的那辆车，被称为“大章车”。这个大章，正是大禹派出丈量土地的徒弟之一。
在古代的条件下，测量做到了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后代在此基础上虽然也进行了改良和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绘制地图则成为后来人主攻的方向。
西晋之后，采用“记里鼓车”方法绘制出很多地图后，有一位天才般的人物横空出世。他叫做裴秀，虽然出生于战乱纷飞的三国时代，但他却没有在沙场建功扬名，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青史留名。
裴秀对于地图很感兴趣，他在总结前人绘制地图的经验时，发现了不少有益的方法。于是，裴秀对于这些方法进行了归纳提炼，提出了“制图六体”法，并且按照这个方法，他亲自完成了《禹贡地域图》，这是我国最早的地图集。
他创造性提出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指的比例尺，要反映出图中线条和面积的比例。准望就是方向，反映图中各单位的相互关系。道里就是距离，高下指的是相对高度，方邪是坡度问题，迂直是指高低与距离的换算。
这几乎和现在地图已经相当接近了。这种提法一出，几乎称为后世的模板。中国古代的地图，大多都是以这个方法来绘制的。所以，科学技术史专家对他称赞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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