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他开始与英国着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罗孚是一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卖家。
仰融与罗孚的谈判很快上升到全面合资，仰融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区销售的打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并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
这是一个让人憧憬的大型合资项目，它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
进入新世纪之后，崛起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展现更为强势的力量，一些快速成长中的大公司都在试图通过购并与合作的方式进行跨国发展和实现产业升级，华晨与罗孚的合资应该是最早和最让人期待的项目之一，与日后的联想购并IBM的PC事业部、TCL收购汤姆逊彩电等相比，仰融所表现出的主动心和企图心似乎更大。
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航线都可能赫然改道。其意义之大，绝不亚于十年前的华晨美国上市。
在相关协议都签署抵定之后，仰融做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
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一个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乘乱溜走了。
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
政府与仰融的谈判细节从来没有公开，不过其沟通的结果众所周知。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辽宁，年初由大连市委书记升任辽宁省的省长还具体地提出了一个大连方案。
但是仰融则坚持在宁波建厂，不过他承诺沈阳仍然将是华晨的客车基地。
显然，这是无法让政府满意的答复，就这样，矛盾突然在去年秋天激化了。
拉锯式的谈判在今年春节后破裂。
三月，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也一并划转，公函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
接收小组当即向仰融宣读了这封公函，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
三月二十一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一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一千五百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
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
五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祈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他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
六月中旬，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
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获得通过。而在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量产面市。
六月底，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将近九千万，至此，仰融出局的猜测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
最终，仰融的四位助手、被外界称为华晨的四大金刚均同意留任，这四个人的留任使仰融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场众叛亲离的闹剧。
八月下旬，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京城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产品市场售价为十七万元，它成为国内市场上又一款可以同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
缺了仰融的华晨，毕竟让人感觉有点儿不大适应。
造成决裂的导火线，是位于宁波的罗孚项目被理所当然地终止。当时，土地拆迁已经完成，办公大楼也开始启用，四辆被罗孚改良过的样车已基本完成，新车型正在日内瓦展出，发动机的改良正在进行中，严格按协议办事的罗孚已经把所有生产设备清单移交中方。
当华晨新领导层以立项有误为理由，告知罗孚和宁波方面的时候，他面对惊诧无比的眼光，回答不出一个解释的理由。为了终止合同，华晨赔付了两亿多人民币。
当然，甚至美国的仰融自然也不甘心如此收场，他总是要给东北方面添点儿堵的。
因此，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京城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二十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
仰融是那种总是在创造记录的人。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性与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不过显然东北方面对此非常恼火儿，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而京城法院则认定仰融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仰融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新任华晨主席则对记者表示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仰融离去后，华晨系也开始日渐衰落，当年许下的宏图伟志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
事实上他本人也感到有些懊悔，认为自己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来，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范无病冷眼旁观，心里面却看得非常明白，对于仰融的这些举动感到有些晒然。
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资本玩家而已，根本当不得企业家这个称号，尤其是在政治上更加幼稚，不知道国内的形势如何，假如他能够继续将新基地建在东北的话，相信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他居然异想天开地想要将基地外迁，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新省长刚刚上任不久，当地最大的企业就想要外迁，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不就是说明当地的投资环境不好，投资商想要改弦易辙吗？这不就是说明投资商对于新省长没有信心吗？
以己度人的话，范无病觉得如果自己是那位新省长，也会对仰融的这种行为感到万分恼怒的，这不是明摆着要欺负人吗？
任何一个官员，都不会放任这种事情出现的，这是一定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仰融的企业并不是完全的私营企业，当时为了方便起见，他很不明智地位企业套上了官方色彩，因此如今政府方面要对付他，自然就能够举起合理合法的大棒来，把他一棒子打死，而没有翻盘的机会。
毕竟，任何想要同政府对抗的疯子，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这也是一定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仰融想要在别处建厂，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官员的政绩，这自然是不可容忍的，再加上他对国内官场潜规则的极度无知，以及对于资本运作手段的过度依赖，不懂得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地，而想要借势打力，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一败涂地。
借势打力固然是非常高明的手段，却不是任何人都玩得转的，仰融在官场上并没有十足的优势，又是同人家官场新秀过不去，那岂不是自己找不痛快？自己没有实力，还想要在鸡蛋上面跳舞，最终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事业给搞垮了。
看一看仰融，再看一看自己，范无病就觉得非常感慨，如果不是自己坚定地在国内走完全独资的道路，而且又成功地将老爸范亨给扶到了最高领导层当中，怕是自己也不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事情的。
要想在地方上发展，就避免不了同地方官员们过多地进行接触，而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就避免不了存在一些经济来往，金钱上的交流，这样一来，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就留下了各种把柄。
平时是没有事情的，但是一旦有人对你起了怨念，而此人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又足够将你颠覆的时候，你就危险了。
考虑到这个问题，范无病就对自己在目前唯一的合资项目，也就是中国航空制造业集团公司产生了一些忧虑，这个问题是应该好好地解决一下的，否则以后很可能对整个范氏投资集团产生不利的影响。
想要消除这种负面因素，就需要将它同范氏投资集团完全分割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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